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最浪漫永恒的人生主题逃不掉爱情，才子佳人的故事百转千回，经久不衰；最雅俗共赏的戏曲腔调躲不开越剧，吴侬软语的吟唱玉润珠圆，遏云绕梁。一颦一笑一折腰，一曲一词一声调。一出出的折子戏，嗔挥慢收的水袖，“越”色如今依旧赏目悦耳，撩人心弦。
“越剧”二字诉之唇齿，少有人不听闻。梁山伯与祝英台十八里相送唱出悲欢离合，红楼梦里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唱出清丽脱俗，西厢待月中崔莺莺与张生长亭送别唱出缠绵悱恻。
越剧的唱词是平易近人的水乡佳人，不似高腔的直白简单，也不似昆曲的艰涩高雅，它雅致却又易懂，质朴又不庸俗。越剧的腔调不似京剧铿锵激昂，也不似黄梅戏的明快活泼，它婉转动听，清悠绵长。戏台上，不像有的戏曲水袖一扬，长哭嚎嗓，它或低眉颔首，或摇头回眸，一幅幅面孔，真真能演出千种风情，万般形态。越剧的剧本里，也不尽是大丈夫只舞刀弄枪，封建女子三从四德的爱情，不像薛平贵与王宝钏的所谓大团圆结局，它有庄生《蝴蝶梦》中的讽刺，也有张生《西厢记》里的痴情。也正是因此，越剧以它唱腔独绝的演绎，优雅动人的词剧受国人喜爱颇深，与京剧、黄梅戏、评剧、豫剧并称为中国五大剧种，被西方誉为“中国歌剧”。
闻名遐迩的越剧，其实最初并不叫“越剧”。那“越”从何来？东南山水越为最，“越剧”的“越”就源自其中。鲁迅故里，李白梦里，也就是无数人向往醉卧的江南绍兴。绍兴戏在这里结合吴越一带各种戏腔曲调的本地特色，博采众长，去芜存菁，开始打响名号。而越地风光剡领先，绍兴戏最初的根芽就从此地萌发。“剡”，即指绍兴嵊县。“落地唱书”，亦称“嵊县文书”，便是最初的越剧了。
一百多年前，一些朴实却贫苦的嵊县人民在战乱纷争不断、苛捐杂税难捱的年代里，将牧牛调、莲子行等融合进宣卷调，称之四工合调，逢节逢年靠着沿门卖唱赖以谋生，也将那些历史黄页里的平凡人生与英雄事迹传唱开去。安定些了，有了繁华初显的茶楼中的说书人，在清茶与美酒平分秋色的城镇里，一桌二椅，重拍醒木，轻摇折扇，一段段“落地唱书”备受青睐。
久而久之，这唱书集聚起一群半农半艺的男子，取“小歌班”之名，开始登台表演。而第一次嵊县登台，1906年3月27日，也就成了“小歌班”，即“越剧”的诞生日。小歌班自此也逐渐唱出嵊县，唱出绍兴，唱向杭州、嘉兴、湖州等地，1919年开始在上海立足。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小歌班的戏剧糅合男女平权等时代的先进思想，《碧玉簪》《孟丽君》《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在上海的各大戏院、茶楼、剧场等游乐场所，历经从无人问津到一票难求的兴盛发展，小歌班也站稳了脚跟，于1921年《新闻报》大获好评，被称为“绍兴文戏”。1923年7月，在历史文化的改革与开放中，小歌班不再局限于男班艺人，开始了第一个女班，随着男班的没落，女班渐渐崛起，更是奠定了绍兴戏在中国戏曲界的位置。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姚水娟为代表的一批女班艺人对绍兴戏进行了改革。绍兴嵊县为绍兴文戏发祥地，又受李白《越女词》启发，1939年越吟舞台演出后，在《戏剧报》中将“绍兴文戏”刊出正名为“越剧”。而适时，“三花一娟一桂”都已崭露头角，也就是越剧皇后姚水娟同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筱丹桂等人，同期小生有屠杏花、竺素娥、马樟花，青年演员有袁雪芬、尹桂芳、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等，，也将越剧的传唱度大幅提高。1946年，由鲁迅小说《祝福》改编的《祥林嫂》以及《江姐》《红云岗》《金沙江畔》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越剧和整个地方戏曲的重视。越剧也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进入黄金期，此后创造了一大批有重大影响的艺术精品。
如今，越剧的辉煌不复它鼎盛时期家喻户晓的知名传唱度，但越剧永远占据着中国戏曲界独领风骚的一席之地。中西方音乐交流，歌与戏的音律碰撞，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不该是一方的退让消沉，也不是所谓的恶搞，而应该是文化的保护与延续，是激流中寻求并进的扁舟，是苍穹上搭载共飞的双翼。我们并没有缺失越剧文化繁衍的土壤，缺的只是文化的耕种人和润种的肥料。让更多的年轻人爱听越剧，爱唱越剧，爱上越剧，结合时下流行元素，比如之前的王者荣耀联合越剧，比如大活动的越剧参与，运用互联网平台和网红艺人加大宣传力度等，如何找寻到最适合的越剧发展之路，是亟需解决的不容忽视的问题。
人生往来，“越”是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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