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家训的《袁氏世范》，为什么能引起历代知识分子的注意

南宋中期之人袁采，他以其《袁氏世范》（以下简称《世范》）一书而广为人知。他曾在12世纪后半叶担任今天浙江、福建、江西省的三个县（一说四）的长官。据说本书出版时，他正在其中之一的乐清县（浙江省）任上。此书初版于淳熙戊戌年（1178），再版则是绍熙改元之年（1190）。根据刘镇的序以及袁采的附记、跋文，可知当初原本题名《俗训》，后在太学同窗刘镇的劝说下，才改为《世范》（一世模范之意）。亦即，原本是“喜好议论世俗之事”的作者，他以乐清县的居民和自己的家族、子孙为对象，撰写了这本通俗易懂的书，但刘镇却将对象读者扩展到全天下，以此方式改变了书名。从而，本书的记述与《世范》这个书名稍有不同，其重心放在以自家为念的家族、宗族问题上。

从经历来说，他只是一位下级地方官，在政治史上也并未留下值得称道的事迹。但是，《世范》因其独特的内容而引起历代知识分子阶级的注意，使他得以名留青史。《世范》是所谓家训的一种，在那个司马光的《家范》为人所称道的时代中，从正统派的儒教价值观来看，这也算不上是评价多高的著作。然而这样的著作却能被人传颂不绝，完全是因为其独特的内容。例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此书“于立身处世之道，反复详尽，所以砥砺末俗者”。还有，在我们的《世范校本》（赞岐·片山信撰，嘉永五年刻本）序文中，三野知彰写道，当以“农夫、樵夫、篙师”等“生而不识一丁字”的庶民为对象，并以此书为题材来进行讲解时，出现了“来而就席者，果皆感服，向退者复进，散者复聚，户外之屦，倍于曩时”的盛况。他的内容、叙述就是如此地贴近庶民。三野评价此书为“文辞虽浅近且卑，理旨极切实”。确实，《世范》的题材既切身又具体，而且其叙述又能率直地打动人心。因此，将这个题材以及叙述内容作为历史，特别是社会史研究的素材，必然极为有效。

在迄今为止的宋代史研究，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世范》的记述被频繁地举出使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是由于它极为简明、率直地记述了当时的社会剖面。我也是在家族研究等方面，屡屡将其举出作为重要记事的一人，但现在回想起来，不禁多少有点担心。因为我并未检验《世范》全书的史料特点，故会予人一种只是取出对我自己论旨有用之处的印象。当然，《世范》的记述是由比较短的条目所构成的，其内容也确实浅显易懂，因而一般也认为它具有很容易引用的特点。若是能按照我的问题意识来说的话，为了使迄今的研究获得更充分的说服力，就有必要分析《世范》记述的整体特征，且必须确认这并非只是任意切割袁采主张的一面而已。为此，有必要厘清《世范》的史料特点。

首先观察一下直接依据袁采与《袁氏世范》的研究动向。如一般所熟知的，在20世纪30年代下半叶所谓近代历史学的形成时期，陈东原将袁采评价为“中国史上第一的女性同情论者”。他注意到《世范》的记述直接面对宋代的现实，并且公正地承认女性的角色。由此，后世对《世范》的评价是崭新的，故对学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前述拙著中已指出，即使在今天的中国女性史研究领域里，他的著作依然被奉为圭臬。另一方面，西田太一郎认为此书网罗了“家族宗族乡村生活上必须知道的事项”，并在附上简单说明后，发表了接近全文的日译。这是十分成熟的翻译成果，即使今天依然有用。本文也从中获益甚多，这点必须清楚说明。此后，经过约40年后才出现正式的研究。以梁太济从社会经济史视角出发的研究为嚆矢，接着陈智超又深化其视角，并使其进一步发展。陈氏从《世范》的记述中抽取出构成当时社会的五个阶级，并特别以“庶民地主”的生产关系为中心进行分析。这是中国研究者共有的视角，即从唐代以前所谓“贵族地主”变化而来的地主制之形态。只是这项研究并非以《世范》的主张本身作为问题。另一方面，大约与此同时，伊沛霞（Patricia B. Ebrey）则是直接从正面研究了《世范》。版本研讨自不在话下，更重要的是她在记述全部内容时，解说了家族形态与宗族的共同生活、士大夫们的基本价值观、家产继承、家族经营等问题，并发表了考察（第一部分）与全文英译（第二部分）。这为《世范》研究打开了全新局面，有必要以这种视角做更深入的研究。如此一来，我们首先就应从吟味伊沛霞的研究开始着手。

如以上章节构成所表明的，此书虽是以《世范》为题材所做的关于宋代家族（包含家庭、宗族）与财产的研究，但也涉及当时价值观等问题的研讨，因而也是广义上的社会史研究。这相应地反映出《世范》作为家训的内容特征，并确实捕捉到此书的著述意图，即以维持宗族内部的和谐以及家族繁荣为目的。即便就此意义来说，也是该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另外，正如伊沛霞屡次指出的，袁采的思考方式是根据其独特观点所产生的个性化的产物。例如，比起“仁”与“理”，他却更强调忍耐与妥协，所以此书记述的是从他的现实认识出发的思考方法。

伊沛霞的议论提出了很多有意思的论点，说服力很强。但是，也有一些令人在意之处。至于《世范》的英译、解释方面也有若干值得议论的问题点，但这些姑且略过。在此想指出的一点是其对《世范》的评价之高，稍有过大之嫌。例如，伊沛霞将古典学者司马光等人的著作与哲学者朱熹等人的著作分为两个贡献群，讨论其特征，并于此基础上将《世范》放在与他们的贡献对等的位置上。她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赋予了高度评价或执念，这也不是不能理解的，但像这样的比较，若从被比较者的其他贡献的质量与数量两方面来看，应该是不合理的设定吧。当然，《世范》的记述具有独特的个性，单纯的比较在本质上是困难的。至于每本著作都具有各自相应的意义，这个主张当然也能够理解。可是尽管如此，将这些放在同一个层次上作为对等的议论对象，不得不说仍是不合理的。

另外，伊沛霞在许多地方对《世范》作了历史评价。但是，这也并非就是简洁明确的定位，或者明白扼要的评价。这也是由于她的研究方法的特性使然。她将《世范》的记述比作一种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方面的情报提供者，根据袁采的“证言”来试图复原当时的文化与社会状况。其分析最后就归结为“宋代的家族与财产”的问题。它虽然也考察了《世范》整体的史料特征，但并不能算是做出综合的评价。而且有可能因为只是简短地概括各条“证言”的内容，以至于有关袁采的现实认识体系乃至逻辑的特质究竟是什么样子，她并未特别措意。尽管以上的批评稍显吹毛求疵，但那也足以反映她的研究与笔者关注焦点的不同之处（此处据作者原意略作润饰）。

因此对我们而言，如何厘清《世范》这个贵重史料的整体记述应有的状态及特征，就成了接下来的工作。换句话说，如何掌握《世范》中所表现出来的袁采之理念，以及其现实认识的应有状态，就成为一大课题。这个问题即位于（本书）第一部的课题意识的延长线上。在那里已分析了地方官对于裁判这种职务的观点与判断，在第二部中则要分析其关于日常生活的观点与判断。综合这些的话，就会与理解宋代知识分子，特别是理解地方官现实认识特质的工作产生联系。进而，这应该能为思考宋代中间阶层的历史角色提供线索。

新昌信息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