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浙江新昌佛教中国化专题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魏道儒   新昌佛教中国化系列之十二（原载《中国宗教》）

　　改革开放以来，与我国学术事业蓬勃兴旺的大形势相一致，关于佛教中国化的研究也持续成为热点，出版了数以百计的著作，发表了数以千计的论文，可谓成果丰厚。其中探讨内容也十分广泛，涉及佛教中国化的开端和完成，佛教中国化的主要内容、基本性质、主要历程、演变规律、广泛影响、深刻作用等方面。在这全国性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探索过程中，浙江“新昌县委县政府”组织“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高僧大德”[ 本文所引用资料未注明者均来自中共新昌县委统战部《挖掘历史积淀，顺应时代发展——浙江新昌与佛教中国化》，见《中国宗教》2020年第8期。]参与的新昌佛教中国化专题研究已经延续了十几年，取得多方面的可喜成绩，值得总结和宣传。

　　一、与时俱进，不断开拓

　　“佛教中国化”研究持续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不仅与国外一些学者的影响有关，与国内佛教文化研究发展的内在逻辑有关，更主要的是与振兴中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事业蓬勃发展有关。在这个过程中，重新认识、评估、整理、弘扬和继承中国文化遗产，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逐渐成为党和国家的号召，成为学术界的使命，成为人民群众的期盼，成为时代的呼唤。

　　大体说来，四十多年的“佛教中国化”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2015年。在这个阶段，来自学界、教界和政府管理部门的学者研究“佛教中国化”，毫无例外都是在“宗教本土化”范式下进行，也就是在“外来宗教中国化”的视域中进行。在这种范式下研究，“佛教中国化”的实际含义主要是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民族化”“在地化”。为什么要研究佛教中国化？因为佛教是“舶来品”，是外来宗教，不是中国本土宗教。研究佛教中国化主要是进一步认识中华民族第一次成功吸收借鉴外来文明的过程、本质、规律、作用和影响，以便更进一步站在时代的高度全面认识中国文化。通过这样的研究，学者们探索了佛教中国化如何进一步成就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如何进一步提高了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如何释放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强大的创造力。当然，这样的研究主要是历史的研究，学术的研究，现实针对性是不强烈的，政治意义是淡薄的。

　　第二阶段是从2015年开始，现在依然在进行中。在这个阶段，学术界是在“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理论指导下考察“佛教中国化”。2015年5月，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重要内容，成为研究佛教中国化问题的指导思想。研究佛教中国化由此超出了“外来宗教本土化”的范围，不仅有学术价值，也有政治要求，不仅要总结历史，还有关照现实，展望未来。现实的政治性、针对性更为强烈。在原来的研究中，往往把佛教的中国化和现代化作为两个问题来探讨，而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引导下的研究中，佛教的中国化与现代化可以作为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来处理。“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包括了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等必不可少的内容。

　　新昌佛教中国化专题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研究工作能够与时俱进，能够从第一阶段的“外来宗教本土化”模式的研究，顺畅地过度到第二阶段，在“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的指导下进行研究。根据新昌县委统战部的文章介绍，在2015年之前，研究的重点是“进一步厘清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脉络，探究佛教智慧与中华文明‘和合共荣’的核心内涵”。2015年之后，新昌县委县政府“顺应时代，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并“取得成效”。新昌主动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挖掘阐释佛教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弘扬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内容，做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新时代同频共振，助力助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由此可见，新昌县的佛教中国化专题研究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开拓。

　　二、目标明确，形式多样

　　新昌县传统文化底蕴深厚、人杰地灵，那里的佛教文化也是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影响深远。新昌县关于佛教中国化专题研究的目标很明确，就是通过开发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新昌经济社会发展凝聚精神动力！

　　首先，“传承文化正能量”。从东晋到宋代，这里有东晋玄佛合流中的般若学兴盛，有抒发儒释道精神的讴歌山水的灿烂诗篇，有融合儒释道的理学文化奇观。在这些积淀厚重的地域文化熏陶下，新昌人具有了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苦干实干的务实精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新时代又提炼出了“崇文守正、务实创新”的新昌精神。这是新昌人的“独特的精神价值与共同追求”，是推动新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其次，“助推经济新发展”。新昌佛教中国化专题研究发掘从两晋到隋唐的佛教文化旨趣、诗歌文化内涵、名山文化资源，打造佛教、唐诗、茶道等文化名片。新昌做好佛教与茶结合的文章，每年举行春茶礼佛仪式，推动“禅”“茶”紧密结合，助推新昌乡村振兴。

　　第三，“助力治理现代化”。继承和弘扬新昌历史上宗教领袖人物的优良传统，结合新时代的新要求，新昌宗教界人士按照“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标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扛起责任、担当有为，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比如，新昌大佛寺成为首届全国创建和谐寺观教堂先进集体。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新昌宗教界坚决服从国家疫情防控工作大局，严格执行“双暂停”措施，主动做好信徒的引导、解释、教育等工作，还积极开展捐资助困行动，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新昌县委县政府在开展佛教中国化专题研究过程中，组织了政界、教界和学界的学者共同参与，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安排专项资金组建“佛教中国化发祥地”课题组，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教学实习基地，成立大佛寺佛教文化研究会，举办中国（新昌）大佛文化节，举办两届中日佛学会议，支持学术著作编纂出版，等等。这些活动从不同方面持续推进新昌佛教中国化的研究和实践。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推动佛教文化在各方面的发展，往往不被看作是佛教界的“自家事”，往往是有佛教信仰的人和没有佛教信仰的人共同参与的，是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共同参与的。这是一千多年来中国独有的现象。无神论者参与佛教文化的建设和研究，并不是为了吸收其中特有的有神论信仰，而是为了开发有利于家庭和谐、人际关系协调、社会稳定、国家富强的内容，开发有利于促进对外交流，提高国家软实力的内容。

　　各地方党政机关的专家学者与教界、学界专家学者共同进行学术研究、文化研究，是一个普遍现象，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传统。浙江新昌县的佛教中国化专题研究虽然不是创新形式，但是新昌县委县政府能够组织国内外学界和教界著名专家学者持续进行十几年研究，并且不断取得成绩，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三、聚焦地方特色，铸牢共同体意识

　　在以前的佛教中国化研究中，整体性、概括性、全局性研究比较多，对某个地方、某个区域的深入细致研究相对来说比较薄弱。一般说来，对地方、区域佛教的深入研究往往是更全面、更深入认识中国佛教的基础，也是佛教学术研究向前发展的标志之一。新昌佛教中国化研究属于区域佛教研究，由党政部门推动本地区的研究，天然具有很多优势条件。研究工作往往会更细致、更深入、更符合实际，捕捉的问题会更多、更有价值，取得的研究成果会更直接为当地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服务。同时，深入进行区域佛教中国化研究，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地区佛教文化，首先应该关注的当然是本地区佛教的特点、特色，及其所具有的地区优势。而注重地方特色的目的，不是要寻找该地区文化与全国文化的背离，而是要研究该地区文化在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过程中的特殊作用、特殊地位和特殊价值，从而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形成过程中，与各地区、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的政治上团结统一、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与文化上的兼容并蓄直接联系。新昌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多种文化兼容并蓄、融合发展，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从这个方面认识问题，就能更进一步认识新昌佛教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就古代新昌的佛教文化而言，“六家七宗”学问僧为主要群体的般若学、弥勒造像为标志的佛信仰、僧祐《十诵律》为主要内容的律学，都有自己的特点。联系文化上兼容并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条件，可以更全面、更深刻认识这三个方面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里仅以般若学为例来说明。

　　谈到东晋时期新昌般若学的重要性，都会提到在“六家七宗”之中新昌占有六“家”，会列举竺法蕴、于法开、于道邃、竺道潜、支遁、竺道壹等人。如果孤立考察他们关于般若学的理论，可以参考的文献资料内容少得可怜。他们没有系统的学说，没有完整的论著，没有专门弘传一种典籍的师徒相承系谱，不仅算不上是什么“学派”，更不是什么“宗派”，把这几个人的关系看成是般若学的“派别”关系，更是说不清楚，讲不明白。他们只不过是对般若学中的某些重要问题发表了个人的观点而已。把整个“六家七宗”的学说加到一起，也不过是对般若学涉及的有关重要概念、命题发表的几种看法、几个观点而已。那么，为什么他们在中国思想史上、在佛教中国化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呢？这必须从佛教般若学在整个佛教思想史上的地位来说明，从他们这个群体在整个佛教中国化历史上的地位、影响来说明。

　　大乘佛教的起源是以般若学兴起为标志，般若学不仅是一种新的学说、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更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新的方法论，新的认识论，用这种方法认识世界、认识人生，就产生了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佛教第一次独立登上中国思想界的前台，与儒道两家进行理论层面的对话、交流和融合发展，就是从般若学开始。在其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佛教能够为中国人的思想增添哲学思辨层面新内容的，也就是般若学。

　　佛教僧侣开始与中国的王公士大夫密切交往，被奉为座上宾，就是从弘扬般若学的学问僧开始；佛教僧侣为社会“名士”追逐、供养、抬举，就是从弘扬般若学的“名僧”开始。弘扬般若学的学问僧比他们的前辈更类“名士”。他们与“名士”有同样的良好儒学、道学修养，同样具备姿貌过人、才思敏捷、能言善辩、多才多艺等特点。而他们比“名士”更高一筹的，是他们懂那个时代的“般若”，成为接受外来思想文化的先行者。他们的思想意识、言谈举止、为人处世之道，都凝聚了儒释道的精神内涵。他们的内在素质和外在风貌，本身就是佛教中国化的生动表现形式。以后中国佛教僧人的主流形象，都可以从他们那里找到源泉。

　　在东晋以后一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佛教中国化发展的主体内容，就表现为儒释道三家思想文化的融合演进。东晋的这些与“名士”交游的般若学“名僧”，无论被纳入“六家七宗”之内者还是没有被纳入者，无论曾经到过新昌的还是没有到过新昌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佛教中国化主流方向上的先驱者。他们是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中文化兼容并蓄方面的实践者和弘扬者。这就是“六家七宗”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也是我们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该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历史内容。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