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友原创丨叉街口旧事

俞柳青 · 发表于 2023-3-31 10:19:37

叉街口旧事

俞柳青

新昌县直至改革开放前，叉街口是县城的中心，往西是西街，往东是东街，往南是南街，往西走一点路向北是横街，在这不长半小时能走遍的街道上聚集了全县主要的商业，人们称为四大公司，一是百货公司，售卖手表、缝纫机等百货商品，二是五金公司售卖自行车、收音机等五金电器产品，三是副食品公司，售卖烟、糖、老酒、糕点等副食品，四是饮食服务公司，经营饭店、旅馆、照相馆等，四大公司均属商业局，为国营企业。

衣食住行，衣放在第一，说明穿衣的重要。那时市上没有成衣出售，只卖布，人们要穿衣，除了人民币外，还要凭国家发的布票，方能到布店购布。国家发布票不管居民农民、大人小孩，一律按人头发放，一般一年发一次，每人约是一丈二尺，大约可做一身衣服，居民布票一般自用，有些农民因经济困难把布票卖给居民，大约是一尺布票卖3角钱。国家发的布票远远不够人正常穿衣的需求，因而社会上对穿衣有“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说法。

全县城卖布的是2家国营布店，一家在叉街口的西侧，一家在叉街口东面的东街，东街布店隔壁是城关服装社，是集体企业，专门加工服装，规模宏大，临街的窗户能看到整齐排放着几十台缝纫机，踏缝纫机的基本是女工，也有个别是男工。我们新昌没有缝纫机前，做衣服的叫裁缝师傅，自从缝纫机传进后，称缝纫机为洋车，用缝纫机做衣服叫作洋车师傅，只有不会用缝纫机的年老师傅仍叫裁缝师傅。国家是在初冬发布票，冬季是做衣的忙季，特别是过年前的一段日子最忙，故有“裁缝师傅忙一冬，剃头师傅忙过年”的说法。人们拿到布票，到布店买了布，就到隔壁城关服装社去加工衣服，量了身体尺寸，付了加工费，快的一星期，慢的十几天，可以拿到新衣，加工费裤子一般5角钱，上衣一般1元钱。叉街口卖布人比做衣人地位明显高一档，一来卖布人是国营，做衣人是集体，国营职工名声高于集体职工，有人戏称国营职工是亲娘生，集体职工是后娘生；二来国营企业工资福利比集体企业好，生活相对宽裕一些；三来最关键的是卖布人有卖布权，当时布紧张，特别是好看的花布难以买到，爱美的女人为买到好看花布，就请托卖布人，望提前告知卖花布的日子，或藏在柜台下给自己留一点，对外谎称卖完了。为请托有效，除了对卖步人美言外，还需要送些吃用的东西。做衣人似乎什么都没有，仅是出卖力气挣些养家糊口的工资而已。

横街南端与西街相连处分布着百货公司和五金公司，分别售卖手表、自行车等商品。上海牌手表120元一只，上海永久牌、凤凰牌自行车150多元一辆，对当时只有三四十元工资一月的工薪阶层来说是高档商品，绝大多数家庭是买不起的。可是带手表、骑自行车的诱惑十分大，如果青年男女夏天穿上白衬衫，胳膊带只上海牌手表，会引来无数羡慕的眼光；男青年骑着上海永久牌自行车，车架上载个大姑娘，那是比王子还要威风。为此，许多青年男女职工每月30元的工资储蓄10元，一年或一年多下来，有了钱，想法搞到买手表、自行车的票证，买上心爱的手表或自行车。买到自行车，十分爱惜，把自行车包扎起来，下雨天宁可走路也不骑车，害怕弄脏，一般不轻易借人，当时有个说法：“一个人两样东西不借，一是老婆，二是自行车。”

离叉街口不远的横街分布着副食品公司和新昌饭店，到副食品公司买糖要糖票，每人每月发一两糖票，那时有亲戚客人来，泡上一碗糖茶，是天大的体面。烟票是发给会抽烟的成年人，大红鹰烟1角3分一包，是最底层的人抽，但大多数农民还是抽不起，只能用老烟盅抽土烟丝。一般人抽的是雄狮烟，1角7分一包，有的人无钱买整包烟，可以拆开买，递上5分钱买5支，点一支嘴上抽，其余4支小心翼翼包起来，要慢慢地抽上一天。干部的烟好一些，抽2角4分一包的新安江烟或2角9分一包的五一烟，如是抽3角6分一包的大前门烟，那是了不起，人家刮目相看，竖起大拇指说：“嗨！他是抽大前门烟的。”新昌饭店好像是1959年建好并开业，木结构的二层楼，漆成红色，楼上可以吃饭，开业那天很隆重，新昌城里人都赶去看，可惜遇上三年暂时困难，生意萧条，二楼封闭了，只剩楼下一楼营业。新昌饭店墙上有菜单价目表，印象深的是和菜价格，四菜一汤3元钱，六菜一汤5元钱，3元钱的四菜一汤估计现在值200多元钱，乍看涨了70多倍，那时月工资30多元，现在工资已经涨到几千甚至上万元，说来说去还是改革开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