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历代诗文和文献中的天姥山》

黄钟大犁 · 发表于 2021-4-30 1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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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姥峰在明末清代再次东移是否与班竹出美女有关？

漫谈历代诗文和文献中的天姥山

天姥山可谓是一部传奇，她因先后有康乐公谢灵运登顶留诗文和诗仙李太白的一首梦游绝唱，名闻天下，何其幸运！不过，到了明代和清代，其最高峰“天姥峰”在文献和诗文中两次往东（南）移位，而且连同太白先生被几位文人嘲笑，又何其不幸！

最后，1994年版县志中又移位了一次，或许，当今的新版县志或《天姥山志》中还得重新指定——这在天下名山中，或许是绝无仅有的。而在明末、清代，王季重与袁枚，在误认天姥峰的同时，又盛赞班竹美女，那么，天姥峰再次东移是否与班竹出美女有关呢?

天姥山最早的文献记载为《吴录地理志》，该《志》载：“剡县有天姥山，传云登者闻天姥歌谣之响。”天姥山麓的兰沿村西北边，傍岸山山坡上，出土了新石器晚期商周时代的众多人类文物，说明这里早有后来被称为“山越”的原始先民居住。

先民的原始崇拜是天地崇拜和祖先崇拜，“闻天姥歌谣”之“天姥”，即是最高峰，被先民所崇拜和信仰，视其为可与“天公”比尊的独特母性之神——天姥。各地“山越”先民，在三国时代被称为“南蛮”、“矮人”，被吴国孙权派重臣诸葛恪大批镇杀，剩余部分被混血汉化或往东南逃窜，又有“百越”之称。这在日本“讲谈社”所出系列《中国历史》书之《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中，有详细论述。

天姥山最早出现在诗文中，是谢灵运的诗《登临海峤初发强中作》和游记集《游名山志》。笔者曾作该诗的一篇读后感，指出“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云霓，还期那可寻？倘遇浮丘公，长绝子微音？”最后四句是两个问号，才能正确领会诗意；而“岑”，义为“小而高的山”，天姥岑，即是位于天姥山顶的最高峰，不然，何以成其高？

谢公登山必以凌绝顶为乐，因此，诗中的天姥岑，即最高峰。而在他的《游名山志》中，明确写到“天姥山上有枫千余丈，萧萧然！”谢公登山之前，会墅岭以东的儒岙台地，是虎狼集居、无人敢入的原始森森，本地山越先民所崇拜和谢公诗文中的天姥山，即是县城可见的东南最高山。谢公登山的理想路径，也是最近的路径，是从今刘门山或燕窠村上枫香岭，先越细尖山、再登上最高峰，从山的侧面登顶。这也与刘阮遇仙传说的登山路径一致。笔者得另写一文《康乐公登天姥山的历史和地理背景》来详述。

有了康乐公谢灵运的登天姥山诗和他写的游记，才有后来的李太白梦游天姥绝唱——这应是当今文史界的共识。然而，纵览唐代以来写天姥山的诗文，罕见有象谢公一样登上天姥山顶的（没有谢公门客数百的实力故）。全唐诗中写到天姥的诗共有24首，其中唯有诗僧灵澈的《登天姥岑望天台山》“天台众峰外，华顶当空寒。有时半不见，崔嵬在云中”，好象证明他登上了天姥山顶。

不过，这首诗在北宋孔延之编的《会稽拾英总集》卷四中题目为《题天姥》，“华顶”为“岁晚”，那么这首诗的对象是天姥山，全诗描写“天台众峰外”的天姥山（此句还说明天姥山不属于天台山），“岁晚当空寒”、“有时半不见，崔嵬在云中”。这更符合实际，因为如今立天姥山顶，根本难以看出孤峰独立的华顶峰，唯见连绵的天台山脉。因此，这也不能证明灵澈登上过天姥山，这诗更象是灵澈在沃洲游栖时望天姥山所题写的一首名诗，并不是望天台华顶峰的，诗名与诗句或都被《全唐诗》收集者更改了。

另有一首唐代李敬方题为《登天姥》的诗，收入《会稽拾英总集》卷四，今人陈尚君辑入《全唐诗续拾》卷二九中。诗云：“天姥三重岭，危途绕峻溪。水喧无昼夜，云暗失东西。问路音难辨，通樵迹易迷。依稀日将午，何处一声鸡。”从全诗内容看，李敬方试图从樵夫登山道登上天姥山顶，但无功而返。其“天姥三重岭，危途绕峻溪”，应是沿着惆怅溪两个源头之一登山，一是刘门山或燕窠村后，二是司马悔桥边或今取名为青云梯的山道，但似乎迷路了，无法登顶，若登顶必有在山顶所望的诗句。

而今人有把这两句诗解说成走会墅岭、冷水岭、关岭，那是见仁见智吧。但须知，明《成化新昌县志》中还无会墅岭、冷水岭的记载，若认为是从会墅岭至关岭登天姥山，那么天姥山真变成在万年山了；相反，若指从关岭至会墅岭，那么把枫香岭、青云梯这些真正登天姥山的山岭抛开了，是否误导天下游人？

唐代和以后各代的诗歌中，出现以天姥、天姥峰专指天姥山最高峰。李白“辞君向天姥，拂石卧秋霜”、杜甫《壮游》“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悄然坐我天姥下，耳边似已闻青猿”、薛蓬（一作赵嘏）《发剡中》“南岩气爽横郛郭，天姥云晴拂寺楼”、皇甫冉“嵯峨天姥峰，翠色春更碧。

气凄湖上雨，月净剡中夕”、陆游“方舟泛曹娥，健席拂天姥”，这些唐宋诗歌反映出，古代从新昌江乘流而下、泛舟而上或骑马而过，都能清晰望见天姥山最高峰，如近在眼前。那么，这天姥峰，当然即是今在五马园江堤上，穿越高楼大厦，仍能望见的县城东南的班竹山最高峰。

刘阮遇仙传说移至天姥山，始作蛹者或许是唐末天台山道士徐灵府。他在《天台山记》中写到：“自天台山西北有一峰。孤秀回拔与天台相对。曰天姥峰。峰下临剡县路。仰望宛在天表。旧属临海郡。今隶会稽。又有大唾小唾二峰。去天姥唾为谷。天姥峰有石桥。以天台相连……即夏禹时刘阮二人采药遇仙之所也。古之剡人刘晨阮肇入山遇仙于此。其事亦具在本传。”这里除天姥峰外，讲到大唾、小唾二峰，并且，指出刘阮入山采药遇仙处在天姥峰，今刘门山采药径即是登天姥峰的入口（遗存刘阮庙）。

天姥峰与天台相连的石桥，非凡人可见，类似今科学预测的“时空隧道”。这也佐证天姥峰即今班竹山最高峰，遇仙传说时代无法越过今儒岙台地进入天台山，仅由虚幻的“石桥”相通连。而从此《记》可知，道士徐灵府和诗僧灵澈都明白，天姥峰是独立于天台山之外的山峰，不属于天台山，徐灵府之所以要在《天台山记》中写到天姥峰，是为了突显天姥峰与天台山有石桥相通的神迹。

然而，到了明代新昌第一本县志《成化新昌县志》中，没记唐宋诗文中写到的天姥峰，代之以天姥山五个山峰。天姥山最高峰取名为拨云尖，作为天姥山的定位点，位于县东50里，与会墅铺等距离。而以前的天姥峰变成了莲花峰，在拨云尖之西，围三十里，围长是整个天姥山围长六十里的一半。《成化新昌县志》中还无班竹山之名，只记载班竹铺在县东40里，而《民国新昌县志》明确记载班竹山与司马悔桥、班竹铺等距离，都在县东40里。

笔者已公开发表《南宋文学家叶适的一首可佐证天姥山莲花峰的诗》，指出《成化新昌县志》中的莲花峰，即是唐宋诗文中的天姥峰，即班竹山最高峰。笔者考察后所写的近两万字《破解明成化新昌县志中的天姥山五个山峰》，由小北在其公众号中发布过，因至今还未修改完整，仍未公开发表，结论是：拨云尖应在会墅岭边，是村民所称的“薄刀棱岗”（延伸而上至“丫蟆尖”）；莲花峰即班竹山最高峰“拨云磴”，也即唐宋诗文中的天姥峰、今实测的天姥山最高峰；芭蕉山是拨云尖、拨云磴相隔而悬在上面的罗汉山，是惆怅溪最长的源头，其下有芭蕉潭（普济潭、苦竹潭），在今所称“龙吟瀑”上面、拔云尖与班竹山相夹的山涧中，今已淹没难寻；大尖、细尖，是“会墅岭登”望见的班竹山两侧山峰，细尖，现在仍称为细尖山，大尖，为今村民所称的“鸡笼山岗”。

因此，天姥山最高峰“天姥峰”，在明《成化新昌县志》中，第一次往东移位了，大致往东移了十里，取名为“拨云尖”，在县东50里，与会墅铺等距离。该志在“天姥山”一条后，仅附李白的梦游天姥诗和邑人董曾的《天姥山赋》。

而这篇唯一的由本县人写的《天姥山赋》，全方位赋写了天姥山，也不见登上顶峰后的描写内容。顺便提一下，南宋《嘉泰会稽志》就记载“天姥山在新昌县东南50里”，与天姥驿（明代修建后改名为会墅铺）等距离，或是始作蛹者，但不能明确说它已把“天姥峰”东移，因为，该志没认定天姥山最高峰。

到了明代万历年间，由邑人明代尚书吕光洵任总载的《万历新昌县志》，“县治图”中标出了县城可望见的四周各座山，天姥山与班竹山为山体相连在一起的两座高山，中间夹峙一小山峰，似乎是指芭蕉山，刘门山没标示，似乎被包含在班竹山中。

而在“與地图”中，仅标出天姥山，同时标志天姥山左山麓的班竹铺，正对天姥山的会墅铺。在“山川卷”文字记载中，没出现班竹山，只有天姥山和刘门山。笔者推测，因班竹村是古驿道上的最大村落，当时村后的山已归班竹村所有，因此，被叫作班竹山（现在周边村民还叫作“班竹大山”），由此，在县治图中特别标出。

但因成化志中没记载，故在“山川卷”中没有文字记载班竹山。而天姥山的定位很明确，是以拨云尖为标志，在县东50里，与会墅铺等距离。较难理解的是，明《万历新昌县志》（1579年）相距《成化新昌县志》（1477）不过102年，这时，编撰者都已搞不清成化志中所记的莲花峰、芭蕉山、大尖等三个山峰了，但他们很清楚，班竹山是天姥山的主体部份。

吕光洵在《重修班竹章氏家乘序》中写到：“天姥峰下班竹乡，章氏家数百年，族人繁盛”。班竹山最高峰即是历代文脉中的天姥峰，吕光洵很明白这一点，但作为县志总裁，他没提出篡改《成化新昌县志》对天姥山定位和最高峰“拨云尖”的记载，他尊重前代的县志。

到了明末，天姥峰在文人笔下再次往东南移动，又移了十里，变成为天姥寺前的山峰，首次出现在王思任的小品文中。王思任（1575-1646），字季重，号遂东，晚号谑庵，浙江山阴（今绍兴）人，誉为明代文学家，也是一位戏谑大师。

他“自庚戌（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游天台、雁宕，另出手眼，乃作《游唤》，见者谓其笔悍而胆怒，眼俊而舌尖，恣意描摩，尽情刻画，文誉鹊起。”（明张岱记载）。其中，有两篇新昌的游记《南明》和《天姥》。《南明》篇，可谓是宝贵的文献资料，而《天姥》篇，见解略显浅陋，或者是为了标新立异。

《天姥》一文记述从南明至桃墅、班竹岭、会墅、太平庵、天姥峰、天姥寺，一路上的所见、所遇、所感，短短三百多字的小品，描摹刻画确为工致细丽，更是王季重谐谑狂放特色的代表作。他中午至班竹村，写道：“饭斑竹岭，酒家胡当垆艳甚，桃花流水，胡麻正香，不意老山之中有此嫩妇。”他被班竹村酒家女子惊艳了！并且联想到了刘阮遇仙时的场景。过会墅、太平庵，他对那里汲桶大的毛竹林羡慕不已。这一路上对他来说，是赏心悦目的。

然而，出会墅、太平庵后的所见所遇，就令他大发感叹了。“行十里，望见天姥峰，大丹郁起，至则野佛无家，化为废地，荒烟迷草，断碣难扪。农僧见人辄缩，不识李太白为何物，安可在痴人前说梦乎？”这段文字反映了三条历史信息：

一、王季重认为，从会墅、太平庵行十里后，天姥寺前的山峰为“天姥峰”（大丹郁起之“丹”指寺院围墙）；

二、天姥寺围墙虽显眼，但寺院已荒废，寺殿已倒塌，致使佛像都无处安身；

三、他遇到了穿着出家人衣服的农民，这“农僧”怕见王季重这样的官员和文人，从未读过书，连李太白都没听说过，更不用说读过梦游天姥诗了，因此让他鄙视。

接着，他就大发感叹，并嘲笑李太白和天姥山：山是桐柏门户，所谓“半壁见海”，“空中天鸡”，疑意其颠。上至石扇洞天，青崖白鹿，葛洪丹兵，俱在明昧之际，不知供奉何以神往？天台如天姥者，仅当儿孙内一魁父，焉能“势拨五岳掩赤城”耶？山灵有力，夤缘入供奉之梦，一梦而吟，一吟而天姥与天台遂争伯仲席。嗟乎，山哉！天哉！

读到上面这段小品文，笔者不胜唏嘘！王季重是二十岁中进士的明代文学家，又是山阴人，为何对谢灵运、李白和天姥山如此无知呀？若他好好领会过谢公、太白及唐宋诗人们的天姥诗，当不至于如此；或者，他若读过《嘉泰会稽志》、《万历绍兴府志》、明代《新昌县志》，也不可能对天姥山如此无知。

他大概是想当然地认为，天姥寺前的小山（魁父）必定即是天姥峰吧，因此，就怀疑，李白写梦游天姥诗是发癫狂（“颠”同“癫”），又猜想是山神攀附李白，并让他做幻梦，一梦而吟，从而让天姥山扬名天下。这篇文字，谐谑狂放的特色是突显了，但从今而看，实在有些无知可笑！笔者当再作《李太白为何视天姥山为心目中的最高峰》一文来详述。

难以测知，王季重先生是从哪获知天姥山信息的。他似乎没留意“班竹岭”边的那座大山，或许是被班竹当垆美女迷晕了！他上会墅岭后也没回头观望所经过的大山诸峰，这比起宋代叶适仔细观察天姥山诸峰并留诗《莲花峰》入选在《新昌成化县志》中，要差一个层次。

另一问题是，班竹当垆美女也不知道村后的这座大山就是历代文脉中的天姥峰，不象现在景区中的店主，多多少少对景区会了解一些，能介绍一些。那是否该责怪班竹美女呢？当然不能！“女子无才便是德”，古代农村女孩是读不起书的，能当垆卖酒，养家糊口，并以一介山姑，艳惊当世文学家，让他留下一段精彩文字，足以让新昌人为之骄傲了！要怪或许得怪班竹章氏家族男丁们，难道没有读书人吗？

在清代可是出了状元的！自从班竹村后这天姥峰所在的大山归他们村所有并称为班竹山后，都不知其人文历史了，也是怪事。难道他们连吕光洵所写《班竹章氏家乘序》都没读过吗？吕光洵明明告知“天姥峰下班竹乡”，班竹村人却不知道（若知道，定会告知大家），实在不可理喻。难道无一读书人？

明末大旅行家徐霞客也不完全清楚天姥山，他于1608年正式开始出游，于崇祯五年（1632）四月十八日到了班竹村。他在《游天台山日记后》记了几十字：“至腾空山，下牛牯岭，三里抵麓。又西逾小岭三重，共十五里。出会墅。大道自南来，望天姥在内，已越而过之，以为会墅乃平地耳。复西北下三里，渐成溪，循之行五里，宿班竹旅舍。”从这段记述中可知，他以为出会墅后天姥山已越而过之，宿班竹后也不会知道班竹山最高峰即是历代诗文中的天姥峰。

其实，明代万历至崇祯年间，有两张弥足珍贵的天姥山图。一是1587年刻版的《万历绍兴府志》天姥山配图，二是崇祯年间刻版的《天下名山图》中的天姥山图。这两张图精准地画出了天姥山五个山峰的形态和位置关系，并且可看出拨云尖下即是会墅岭和惆怅溪源头，这与明《成化新昌县志》中的天姥山文字记载完全契合（笔者就是从那两张天姥山图，结合各代县志文字记载，才搞清天姥山五个山峰）。

更可贵的是，《明刊天下名山图》是《天下名山胜概记》的插图，是一部木版画集，由十多位明代板画家所绘，绘刻精致，是明代版画全盛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作。《天下名山胜概记》的作者是何镗（1507—1585年），是他编成《古今游名山记》，非一人一时的游记。“墨画斋”在崇祯六年所刊的画集扉页中有明确说明：“名山图访自旧志”。

可惜！王季重和徐霞客都没看到过绍兴府志、新昌县志中有关天姥山的文字记载和这两幅天姥山图。不然，就不会盲人摸象一般，摸到大象边的一只鸡就误认为大象了。

对天姥山的错误认知，从明末王季重开始，一直延续到有清一代的几大文人。成为王季重第二的，是乾隆时期的代表诗人、散文家袁枚（1716年—1798年）。时隔一个多世纪后，袁枚同样误认天姥峰，同样被班竹美女迷到了，并且被迷得在班竹村小住了几晚，有他的《斑竹小住》诗为证：“我爱斑竹村，花野得真意。虽非仙人居，恰是仙人地。两山青夹天，中间茅屋置。佳人出浣衣，随人作平视。仙禽了无猜，神鱼不知避。我坐支机石，与谈尘外事。人语乱溪声，钗光照峦翠。可惜游客心，小住非久计。一出白云中，又入人间世。”毕竟太平盛世与明末动乱时代不可同日而语，袁枚先生出游，如乾隆下江南一般，颇具浪漫色彩。他小住下来与佳人共处，真切体验刘阮遇仙般的良辰美景。

“与谈尖外事”，必然要谈到刘阮遇仙、谢公开道、太白梦游等事吧，至少会问起天姥山（峰）。然而，袁枚根本不知他就小住在天姥峰下，可谓“有眼不识泰山”。这是否又是班竹村美女的错呢？袁枚先生另有一诗《班竹赠潘校书兼调香岩》，看来，当时班竹村是有潘校书这样配有香岩书童的文士的，连潘校书都不知，又怎能怪美女呢？

袁枚在班竹村小住后，与王季重一样，前行到了天姥寺，并写下了《立夏过天姥寺》和两首写寺前路旁“雷劈树”的诗。“正是清和节，刚来天姥峰。青莲曾入梦，老衲又鸣钟”，从袁枚的诗句中可知，他认为天姥寺前的山峰为天姥峰，此时天姥寺已重建，有老衲在鸣钟，说明是一正常的佛寺了。

从清代多位误认天姥峰（山）的文人诗文中看，天姥峰（山）的话语权，似乎被轿夫和寺中出家人操控了。袁枚另有一首《从天宫寺出山竟还班竹将国清高旻两寺忘却不游亦为导者所误》诗，“亦为导者所误”，“导者”应指轿夫，“两处伽蓝景最幽，肩舆已过始回头”，从诗句中可知，他是坐轿旅行的，听凭轿夫引导。袁枚知道错过了两个寺院，但他不知已错过真正的天姥山，因为天姥山没有象寺院会在门前挂寺匾，他错过了也不知道。

拾王季重牙慧的，是清代的桐城方苞（1668-1749），从他的游记中，可明确知道，他是听信了轿夫的介绍和指引，才误认天姥山的。他自己受骗而不识天姥山真面目，却认为李白不识天姥山而只是在梦中所见，从而抒发自我高见，以今观之，也是可笑的。

他的《题天姥寺壁》全文如下：“癸亥仲秋，余寻医浙东，鲍甥孔巡从行，抵嵊县，登陆，问天姥山，肩舆者曰：小邱耳，无可观者。但山下有古树，介寺基与园圃之间，园者将薪之，僧以质于官，不能辨也，雷破而中分之，木身煨尽者十之七，自上科至下根，斩然离绝近三尺，其旁之依皮而存者仅矣，而枝叶蔚然，于今数百年。至山下，果如所云，即而视其树，则中蕉者可爪而验也。鲍甥曰：嘻咄哉，李白之诗，乃不若舆夫之言之信乎？余曰：诗所云乃梦中所见，非妄也！然即此知观物之要矣！天下事必见之而后知，行之而后难，凡以意度想象而自有得者，如赵括之言兵，殷浩之志恢复，近世浮慕陆王者，微其言不可忽，如临清老人之分河流，蜀木工之解未济是也。物之生也，若趋若驰，吉凶依伏，颠倒大化中，当其时，不自觉也，唯达者乃能见微而审所处假而兹存也。鲍甥曰：斯言也，不可弃，遂书于壁，使览者触类而得所求思焉。”

误认天姥峰的，还有乾隆十九年（1754年）登进士第的王又曾，他是听信僧人的话而误认的。他在《经天姥寺》诗中写道：“天姥峰阴天姥寺，竹房涧户窈然通。老僧敲磬雨声外，危坐诵经云气中。禅榻茶烟成夙世，天鸡海日又春风。回头却忆十年梦，梦与山东李白同”，又在《天姥峰枣树歌中》写到：“仰看枣树势无偶”“老僧谓此寿数百，独据峰巅历冬夏”。王又曾比王季重幸运，他可坐禅榻中品茶，与寺僧聊天，还指点他仰看神奇的雷劈枣树。他对李白和谢公都是仰慕的，虽对老僧误指的天姥峰信以为真，但没象王季重和方苞那样，对李白和梦游诗中的胜境进行嘲讽或妄论，着实让笔者肃然起敬。

虽然，明末和清代的众多文人，把天姥寺前的山峰认作了天姥峰，但是，编定于民国八年（1919年）的《民国新昌县志》，凭着强大的编撰团队实力和科学考察的依据，在尊重明、清县志的基础上，“山川卷”对天姥山主体和山系范围，作出了详尽描述。其不足之处是，因时代条件限制，与以前的县志一样，没有登上天姥山各个山峰进行考察和测高，天姥山最高峰和定位点，仍然依照以前的县志。

有关定位，天姥山按以前县志中的“拨云尖”定位，在县东50里，与会墅铺等距离。这个距离，又从两方面加以强调：一、“山川卷”开首语写到：“东南天姥山蜿蜒五十余里至县治，为一邑之主山。”二、在山脉发源中写到：“自大盘山东南百余里，直至王会山，过关岭越龙皇堂上万年山，折而西北入牛牯岭盘亘二十里，层峦叠嶂，苍然天表，曰天姥山，其最高峰名拨云尖，而大尖、细尖次之，为一邑诸山之主。”其中标示：“牛牯岭，在县东70里”。70里减20里，正好也是距县治50里。

有关天姥山的山脉来源和天姥山与护山、来源祖山的分界线。一、不同于《成化新昌县志》记“脉自括苍山”，新定为脉自大盘山。因此，民国县志和以前明清县志中的记载，天姥山都不属于天台山脉。

其实，自古以来，台州、宁波的正规地方志中，也从未把天姥峰（山）列为天台山脉中的山峰。二、万年山为天姥山护山、王会山为来脉祖山。大致以今横板桥村、官元庙村至关岭的104国道线为分界，左侧为万年山（最西分支为牛牯岭至上里村再至黄坛村对面的平顶山），称为天姥山的护山；右侧的山为王会山的延伸。天姥山与万年山、王会山有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其分水岭为官元庙村或屯坑村。

官元庙至石磁再至黄坛村，是天姥山与万年山的分界线，溪水自屯坑村至鱼子坑村，流过上里村到石磁溪，若往东南扩展一些，则为流杓至庄山、上里，再至石磁溪。天姥山与王会山的分界线，为官元庙至横板桥，再沿横板桥溪涧至王渡溪（此溪涧源头也是屯坑村），当然，若往前护展，可沿104国道至旧宅村，以王渡溪为界。

有关天姥山的主体和大分支山系。《民国新昌县志》中所记的天姥山类似于山脉，由“北出”、“西出”两大山系组成。笔者先说明三个民间沿袭的称呼：班竹山最高峰被称山“拨云磴”，今青云梯至九间廊村的那片山称为“班竹大山”，而屯坑村后的山被称为“拨云山”。

其实，这“拨云山”也应是一个大范围，原应是指今青云梯至屯坑村的那一片山，这个叫法的源头应是这样的：青云梯山涧线东南侧的“薄刀棱岗”（延伸到“丫蟆尖”），因在会墅岭登的兢山上望上去最高，被《成化新昌县志》命名为“拨云尖”，成为天姥山的标志和定位点，因此，今青云梯东南的那片山就被老百姓叫作“拨云山”。

至今，青云梯山涧线恰恰是南明街道与儒岙镇的分界线，把天姥山一分为二，这也就是《万历新昌县志》的“县治图”中标示的班竹山和天姥山的分界线。如果有了这样的判定，那么《民国新昌县志》中所记的天姥山“北出”、“西出”两大山系，就会很明白了。

　　一、“由天姥北出，为芭蕉山，为班竹山，为细尖山，为刘门山，极央于而止，此为天姥北分之大支山也。

其由班竹山东至灵柘，由风香岭东至溪西，则又为二支山也。”这个描述是很精准的，这是天姥山的主体，其“天姥北出”之“天姥”，即是定位和标志天姥山的“最高峰”拨云尖，拨云尖山体一直延伸到屯坑村。《民国新昌县志》没搞清莲花峰和大尖，但考查到了芭蕉山，记为在“县东48里”，比天姥山少2里，这大致是从“青云梯”溪涧山脚处算的。

有“采稿”内容佐证芭蕉山：“赤土溪，县东三十里，发源会墅岭，经班竹入赤土，西流入东溪（《万历志》）。古惆怅溪也，发源芭蕉山，经斑竹、赤土。西则木队山水入之；东则西尖山、刘门山水入之（采稿）。”此条后注明：“附近芭蕉潭，县东五十里，在芭蕉山，故名。”，此芭蕉潭，即“芭蕉府普济县”传说中的龙潭，村民叫普济潭（苦竹潭），源出罗汉山（即芭蕉山）。

这个潭在今“龙吟潭”上面，因此比芭蕉还远2里。“在芭蕉山”一句，更确切地说，应是“在芭蕉山下”，并且是在拨云尖侧面。从这也可知道，县志中山与县城的距离，是从山脚算的，而不会算山脚到最高峰的距离。但潭与桥、铺一样，以到达潭边的距离估算。

二、“由天姥山西出会墅岭，过洪洞邱上柿树岗，峰峦重叠，曲折而至相见岭，皆自东而西者也；其自柿树岗北折为木队岭。。。”

“由天姥山西出会墅岭”之“天姥山”，指的也是“拨云尖”。从中可知，芭焦山是一座高山，是由拨云尖和班竹山相夹而悬在山顶的“罗汉山”，并不是指今芭蕉山村周边的矮山，不然，应写“由天姥山西出芭蕉山、会墅岭”了。其实，芭蕉山村周边的矮山，根本没有一座是被周边村民叫作“芭蕉山”的。

“天姥山西出”的山系，范围很大，是以央于至会墅岭的104国道为“北出”、“西出”分界线，从会墅岭至儒岙镇（村）北至王渡溪，由韩丰、左于江、澄潭江至嵊县江与新昌江包围而成的所有山系，都是“天姥山西出”的山系，《民国新昌县志》中描述十分详细。

以上，大致就是《民国新昌县志》所记的大天姥山概念和范围。该志还很客观地在“人文卷”中，记载了天姥寺前天姥峰、天姥峰下雷劈树的人文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直至1994年，才有了新版的《新昌县志》。新县志中没再记天姥山距县城的距离，屯坑村后的拨云山，被取名为“笔架山”，并且一跃而成为天姥山“主峰”——拨云尖。最新版的新昌县志还没出版，风景旅游编的初稿人之一即是笔者，纯属赶鸭子上轿（五年前）。

有关天姥山的描述，笔者是依照94版县志内容的，但又依2008年笔者所撰《千年新昌》一书中的《千年名山争辉》肉容，有所“创新”，写“主峰拨云尖，又名笔架山”，“实测最高峰为大尖，又名拨云磴、班竹山”，另写第三座主要三峰为“细尖，又名刘门山”——其实对这三座主要山峰的描述，现在看来错误明显（当时没读过明代和民国县志及本文中的其他资料）。新版《新昌县志》和《天姥山志》会如何描述天姥山，笔者只能拭目以待。作此“漫谈”一文，算是作为县志初稿人的一个交待吧，同时迫切期待方家批评指正。

黄孝伟

草撰于2021年4月底

原标题：天姥峰在明末清代再次东移是否与班竹出美女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