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连载|从平凡少年走向战斗英雄：记我的父亲杜月中（纪实文学）

一岸秋

五、推动司法改革

1979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1979）64号文件——《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其核心是切实保障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使法院走上正常活动的轨道。其主要表现为：各级司法机关处理违法犯罪问题，必须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具体分析，正确量刑；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切实保证司法机关，行使独立检察权与独立行使审判权，努力建设一支坚强的司法工作队伍；加强司法普及，学法、普法与用法；各级党组织与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懂法与守法。

1980年1月开始，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职权，对案件依法独立审判。县委不再审批案件，并全面执行以公开审判为重心，实行陪审，辩护，回避，合议，宣判，上诉等各项程序和制度。同年，6月28日，县级政权建设恢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父亲在新昌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作法院工作报告，并继续当选为人民法院院长。

为适应新形势下审判工作的需要，最重要的是强化队伍建设，增加新的司法力量。1973年，法院只有12人。父亲到法院后，为加强法院干部队伍建设，从1980年至1984年底，分别从机关事业单位选调、部队转业干部及招收一批优秀年轻人，达到56人；审判员队伍从1973年的13人，增加到1984年的21人，正副庭长从8人，增加到16人，并推选骨干去中央政法干校、浙江省政法干校、绍兴市政法干校进行政治与业务培训，1980年至1984共有51人次。为加强对业务处室的领导，父亲极力向组织推荐徐承禄同志担任业务副院长。

徐承禄，新昌人，1929年出生，1948年参加革命队伍， 1949年担任新昌县公安局看守所所长，后调至人民法院，一直从事审判工作，具有很强的业务能力与工作经验。据徐承禄同志回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假党员，被批斗，很长时间得不到解决。我对他说：‘请你去帮我调查一下，我到底是真党员还是假党员。’我叫他不要亲自去，结果他亲自去县委组织部，反映我的情况，与组织部干审科的同志，一道深入调查。他回来后对我说：‘你放心好了，调查结果和你说得一模一样。’杜院长坚持实事求是，对党对同志认真负责，使我的问题得到解决。又信任我，推荐我担任法院的副院长。”

通过领导力量的调整与干部力量的增加，使人民法院的工作，适应了新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机构建制，一个县的司法机构，是随社会经济发展，行政区划的调整而变化的。据《新昌法院简史》记载：1950年12月，新昌县建立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管辖全县的刑、民诉讼案件。于1953年设立儒岙、大市聚两个审判站，建立两个巡回审判小组，后改为巡回法庭，管理全县乡镇的刑、民事案件。1955年与1956年，分别改为儒岙人民法庭与大市聚人民法庭。后建立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和民事审判庭。1958年嵊新合并，新昌县人民法院随之撤销。一直到1961年恢复新昌县建制，才恢复新昌县人民法院。在“文革”期间，法院实行军事管制，县革委会人民保卫组取代法院审判职能，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拨乱反正，恢复人民法院，组织机构才得以完善提高。

父亲在县委县府的关怀下，按审判区域管理的要求，经上级法院审定，在乡镇增加了六个法庭：城关、镜岭、城郊、澄潭、回山、小将，加上之前的儒岙与大市聚共八个基层法庭，并完善了县法院的刑事与民事庭。

1982年，为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建立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并与之相适应，增加了执行庭与信访的力量。在审判形式上，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刑事案件由县革委会和党委审批，军管组和人保组行使审判权，民事案件由各级政府裁决。1979年10月，根据中央（1979）64号文件，取消了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重建了审判委员会，实行合议制，使法院的审判组织形成审判委员会、合议庭与独任制三种形式，健全了审判组织。

调解与陪审制度是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调解，充分发挥调解组织的作用，依靠基层调解组织及时共同调处民间矛盾，是防止人民内部矛盾激化的有效措施。父亲在位时，为了强化陪审作用，加强对审判的监督，做了一系列改革和努力。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在法院的审判活动中，一直有人民陪审员参与，使法院的审判工作密切联系了群众，使大多数案件能够得到迅速正确的处理。“文化大革命”期间，取消了人民陪审员制度，直至1980年8月，在县六届人代会中，在县选举委员会的具体部署与指导下，在全县乡镇中共选出人民陪审员119名。在之后的审判活动中恢复了陪审员制度，在审判第一案件中，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人民陪审员大部分是乡镇村的调解委员，在群众中有威望，有案件时到法院或法庭陪审。因为他们了解当地情况，当地发生邻里纠纷，及时调解，利于案件的审理，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还获得社会的一致好评。为此，父亲十分注重提高人民陪审员的素质，并主动和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加以培训与指导。

如红旗公社西山村石碧凡，五十年代就担任村里的治保主任，一直从事民众纠纷的调解，因办事公正，得罪了一些人。村民袁某某纠集一伙人，将石碧凡砍成重伤。公安侦破案件后，这伙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事后，石碧凡毫不胆怯，继续担任治保主任，并且把工作做得更加出色。在石碧凡的努力下，该村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使村里的社会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并且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是省、市、县的先进示范村。石碧凡也曾因此，赴北京出席全国公安、检察、司法战线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

父亲一直与他保持良好的关系。不但在他上岗时，请他为调解员、陪审员培训班介绍经验，而且在他离休后，时常去看望他，并一直关心他的生活与健康。

调解与陪审制度是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调解，充分发挥调解组织的作用，依靠基层调解组织及时共同调处民间矛盾，是防止人民内部矛盾激化的有效措施。

一岸秋

六、我心中的好法官

打官司请律师，这个道理现在在普通老百姓生活中，如柴米油盐一样普遍。而改革开放前，律师的概念却包含着“替坏人”说话的意思，被视为“坚持资本主义立场”，也曾经使律师这一行业退出历史舞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号召。次年，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被告人可以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人”。

吕道中，是从外地调回新昌的法律工作者，为恢复律师辩护制度，组织部门让其组建新昌县法律顾问处（律师事务所）。可以说，吕道中是新昌县恢复律师辩护制度，替人出庭辩护的第一，是新昌律师界的早期人才，也是社会名望人士。无论是经济组织，政府部门及人民群众，对他寄予厚望，尤其是参加诉讼的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每天有大量的群众进行法律咨询和请求代书。父亲对此也十分重视，鼓励他坚持真理，坚持公正，大胆辩护，切实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有些重大案件，也会主动听取他的意见。

2014年，在他七十八岁时，由他口述，其儿子吕炯（现为省纪委正处级干部）记录，书有《我心中难忘的好法官——杜月中》：

三十四年前，我从外地调回祖籍新昌，适逢中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组织上叫我负责组建新昌县法律顾问处（律师事务所）。当时县法律顾问处归县人民法院领导，杜月中同志担任县法院院长。此后，县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被告人可以请律师出庭辩护；审理民事案件，可以由律师代理；“民告官”的行政案件，也可以请律师为百姓说句公道话。律师的功能，除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实施之外，还为经济组织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

1979年，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大市聚镇，一个看牛娃×××强奸案，经县检察院审查后，公诉至县人民法院。杜院长指定由县法律顾问处派律师出庭为被告人辩护。当律师受理此案后，以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严格按法定程序办案。通过细阅卷、慎思考，严把事实关、证据关、定性关。律师在会见被告人看牛娃×××制作调查笔录中，发现被告人双眼直视，神色异常，语无伦次，答非所问。

会见结束后，律师及时向看守所干警，了解被告人日常生活状况。干警介绍说，被告人进入看守所后，吃饭不用筷子用手抓，大便不用纸擦用手抓，行为有所反常。联系案卷审讯笔录，发现存在诱供、指供等疑点，公安审讯记录上答得头头是道，与律师调查询问中表现形成极大的反差。

经过分析研究，对比《精神病医学》中的有关表述，律师认为被告人患有精神疾病，并将这一情况向杜院长做了反映，建议作法医鉴定。杜院长对律师意见高度重视，当机决定送被告人赴绍兴市做精神疾病鉴定。经医学专家鉴定，被告人确实患有精神病。最后，看牛娃×××被无罪释放，县公安局二名侦办人员，被调离公安机关。

同年，经公安机关侦查，县检察院公诉回山安顶杨×ד故意杀人”案。县法院依法指定，由县法律顾问处律师出庭，为被告人杨××辩护。律师遵照“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经细致阅卷，对案件发生的起因、经过、因果关系做了周密分析，认为被告人并无故意杀人，却是被害人闯入被告人家中，挑起争端，寻衅滋事。律师认为，被告人无主观杀人意愿，属防卫过当，伤及他人，诉以“故意杀人”证据不足，罪名不能成立。辩护后，一审法院采纳了律师意见，定为“伤害罪”，判刑二年。事后，杜院长鼓励律师，在法庭上要敢辩、真辩和善辩，切实维护被告人的权益。

从上述二起刑事案件看，如果没有县法院的公开审理、阳光审理和公正审理，其后果不堪设想。法官明辨慎思，善于听取律师的辩护意见，有效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弹指一瞬间，30多年过去了，回顾当年律师制度恢复之初的岁月，往事仍历历目。当年律师作用的发挥，是与杜院长大胆支持律师工作密切相关的。杜院长在任时多次说过：“律师应当坚持真理，办理每一起案件时要尊重事实，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人民的好法官——杜月中，我永远忘不了您！

一岸秋

七、强化审判力度
为适应社会经济与治理要求，县人民法院1980年前，设有刑事审判庭与民事审判庭，1982年增设经济审判庭。

在刑事审判中，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将重点转入严惩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上，彻底改变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作为重大的刑事案件的错误做法，集中精力打击危害社会治安与经济秩序的案件上。1978年至1979年，新昌人民法院审结的重大刑事案件52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32%。随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纵深发展，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合同纠纷及在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也随之增多。

1982年，为保证党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正确实行，保障全县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父亲组织法院的机关庭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犯罪的决定》，与公安、检察院密切配合，重点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重大诈骗等严重经济犯罪，结合办案。通过选择典型案例，召开公开公判大会，向有关部门和单位提司法建议等活动，有效地打击犯罪分子，教育干部群众。全年审结刑事案件86件，有力地促进与保护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1983年8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将流氓集团、杀人、防火、抢劫、强奸及劳改后重新犯罪等“七个方面”，作为严重刑事犯罪案件进行重点打击，贯彻“从重从快”的方针。八至十二月间，审结刑事案件139件，其中“七类”案件63件，占全年刑事案件审结的36%，有力地促进了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

在民事审判中，主要集中在三大纠纷之中，即婚姻、财产和继承。

婚姻是家庭的“细胞”，及时调解婚姻纠纷，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解放以后，婚姻案件一直为民事案件之首。同时，不同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人们会有不同的婚姻观。

如建国之初，封建残余影响，妇女受虐待残害以至自杀、被杀时有发生，包办、强迫童养媳。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尤其是1953年3月，经过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使婚姻家庭关系发生根本变化。

据统计资料显示，1950年至1956年，审理的婚姻案件有2752件，占民事结案总数的58%。其中，1952年为最高，达1583件，占总数的61%，以后大幅度减少。到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婚姻问题得不到及时处理，有些人民内部矛盾激化，造成严重后果。

1980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离婚案件大幅度上升。据统计1980年至1987年，审结离婚案件1085件，占民事案件总数的37.4%。在审判中，根据婚姻法规定，坚持婚姻自主、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强调改善婚姻家庭关系，反对旧思想旧恶习，把夫妻感情是否破裂，作为准予或不准予离婚的界限，消除事实上的“死亡”婚姻。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审理案件的全过程，尽可能促进夫妻和好，防止婚姻家庭破裂，甚至引起矛盾转化和激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经济得到全面发展，以及之前“土改”房屋政策得到全面落实。群众为改善居住条件，要求新建扩建的日趋增多，因此，房屋案件也大幅上升。

1978年至1987年，审结房屋纠纷案件532件，占民事案件总数的15.16%。调整了国家、个人之间的财产关系，保障了公民的合法财产，为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另外，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财产继承的案件也得到正常的审理。

在集中精力主抓刑、民事案件的同时，随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合同制度普遍推行，各类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也随之增多。为了加强经济司法，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适应改革形势的需要，法院于1986年8月，建立经济审判庭。1982年8月到1987年，共受理经济纠纷案件363件，结案350件。促进开放，搞活政策的顺利贯彻和商品流通的发展，保护了企业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一岸秋

八、严惩严重刑事犯罪

父亲在法院任职期间，除担任法院院长外，还担任县政法委副书记，因此在严惩刑事犯罪大案重案中，总是冲锋在前。经常亲自办案，查阅案卷，审理案件，提审犯人，细致认真。

1978年，龙皇堂公社发现一起无头凶杀案。父亲与公安民警一道，带领法院办案人员赶往现场勘察。在群众的帮助下，寻找线索，分析原因，苦战两天两夜后，很快侦破了这起无头案，并对犯罪分子进行依法严惩。

1982年1月26日，新昌发生解放以后最大的凶杀案。东茗公社绞车岭大队黄国某、黄志某因家庭矛盾激化，俩人合谋后，在绞车岭大队和永丰公社丁家坞大队，造成杀死4人，重伤7人的惨重后果。父亲接案后，立即赶赴现场，一方面会同公安部门，组织侦查，追捕逃犯，另一方面帮助死者家属安葬尸体，处理善后工作，以此稳定群众情绪。父亲接连工作三天两夜，没有合过眼。

同年6月9日，绍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在新昌城关镇新中操场召开审判大会，两名重大杀人犯被依法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父亲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人，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奠定了他坚定的政治觉悟与坚强的斗争精神，更有强烈的责任担当。加上在公安与法院的多年工作经验，在处理侦办案件中，人们称他是一个“老行家”。

1987年，在甽塍村捉拿凶犯的事情，曾一度成为美谈。该年的8月17日下午，儒岙镇甽塍村吕××，被人用柴刀砍死在自家的自留山上。父亲接案后，迅速带领公检法人员赶赴现场，根据现场勘察和群众揭发提供的线索，认定凶手是该村有名的“破脚骨”裘××。

18日凌晨一点，父亲和公安干警来到裘家门口。罪犯拒不开门，还破口大骂，情绪十分反常。父亲在门外，对罪犯进行思想教育。经过一番工作，罪犯妻子要下楼开门，裘犯就用扁担打他老婆，并狂叫要把老婆孩子“了光”（新昌土话，意思是“杀死”），谁进去就把谁“了掉”。

为了保护裘的妻子与孩子，及时缉拿凶犯，父亲拔出手枪，冒着生命危险，与同志们一起破门而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拍落裘犯手上的扁担，裘犯立即返身往楼上跑。父亲端起手枪，朝罪犯下肢连开两枪，其中一枪击中右脚跟。罪犯不顾疼痛，继续往上跑，跑到楼梯尽头，拾起一把柴刀，持刀顽抗。民警小李冒险往上冲，一把抱住罪犯。没等小李站稳脚跟，罪犯反把小李翻倒，压在下面。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父亲奋不顾身扑上去，用力夺下裘犯手中的柴刀。此时，干警们奋勇而上，终于逮住了罪犯。在勇夺裘犯凶器时，父亲的胳膊被撞脱两块皮，鲜血直流。同志们风趣地说：“老英雄又挂新彩了。”

父亲就是这样，为了社会的安定，为了经济发展，常常冲锋在前，废寝忘食地忘我工作。时任县委副书记、县长钱信浩，在机关干部大会上公开表扬父亲：“杜月中同志在全县较大的治安案件中，都亲自到场，及时处理，这种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

这一年，父亲被绍兴市人民政府命名为市级“劳动模范”，得到绍兴市人民政府的表彰奖励。

父亲不但亲历重大刑事案件，还积极协调治安事件的处理。在1985年6月29日，大明市丁家园村离休干部胡某某，他女儿与他人的恋爱关系破裂后，自杀身亡。胡某某煽动停尸闹事，并围攻前去劝阻的公检法干部和区乡领导，后经政府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最终平息了事态。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王芳在省公安厅《每日治安案情》上就此事批示：“不能只平息了事，应对当事人胡某某做出严肃处理，并赔偿损失。”后县纪委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对胡某某及相关人员，分别做出了党的纪律处分及治安处罚，并进行经济赔偿。

又如小将镇坑里村与五马乡茅洋村，为山林纠纷的械斗事件。父亲接案后，亲临现场与区、乡干部一道平息事态扩大，妥然处理纠纷。

父亲在法院与政法委期间，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参与了1983年的“严打”专项斗争，从重从快顺利完成第一阶段战役的审判工作。一年中审结各类刑事案件236件，并得到上级法院的肯定。

1986年1月，部署开展禁赌专项斗争，按照县人民政府《关于严格查禁赌博的公告》，协调公检法三家开展专项斗争。经过二个月的时间，全县悔过的参赌人员4000余名，举办法制学习班49期，共计1200余人。同年，又部署反盗窃专项斗争，通过广泛宣传，宽严相济，敦促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破获重大案件20余起，并统一强化企事业单位的内保工作，减少经济损失，促进企业的发展；1988年组织反“车匪路霸”专项斗争，特别在104国道会墅岭段，由于路段斜坡，车速放慢，经常有人跳上过往车辆行窃，通过打击，得以根本好转；1989年，组织开展扫除“六害”专项斗争，对传播淫秽物品、卖淫嫖娼、拐卖妇女、赌博等进行严厉打击……

一岸秋

九、保护社会经济发展

“维护社会稳定，保护经济发展，是司法工作者的责任。”父亲时常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茶叶，是我县大部分农民的主要经济收入。20世纪70年代，我县种植的茶叶面积达到4.4万亩。后来，引入良种乌牛早、龙井43号等优良品种，茶叶产量大幅提高。

1984年，新昌珠茶产量达到顶级水平，生产的“天坛牌”3505特级珠茶荣获第二十三届“世界优质食品评选会金奖”，成为全国三大珠茶出口基地县之一。当时，全县的经营模式是：茶园基本是集体所有，每个村几乎都有初制茶厂，由供销社统一收购，送县茶厂统一精加工后，经省公司统一出口，外汇由省政府统一管理。尽管我县珠茶产量很大，但是广大农民没有多少收入。

1987年，安山村丁法良买了茶锅，将炒制成功的龙井茶带至省农业厅评鉴，得到肯定。至此，新昌茶叶成品从圆转变到扁，实现了质地飞跃。当时，新昌炒制的龙井茶，在杭州可卖100元左右1斤，而同期珠茶只有2元多1斤，价格翻了几十倍。一时，全县茶农兴起了抢分茶园，抢摘茶叶的“歪风”，扰乱了珠茶的正常采摘、杀青、初制到成品的模式。

县里为了保住创汇，村里为了保住集体经济，政府采取措施：一是不准青叶外流，各乡镇会同工商、财税纷纷设卡；二是保护村级集体经济，不准茶园分到各户，实行保护性采摘。即使这样，仍然阻挡不了群众抢分茶园与抢摘青叶的现象。一时间，这种状况在全县范围内越演越烈。

父亲按县委领导要求，组织公安干警，赶往抢分哄摘青叶严重的永丰乡、红旗乡、岱石乡，深入现场，宣讲法制，调解纠纷，努力维护集体经济。岱石乡的孔家山和石竹村，还发生了冲突。石竹村在抢分茶园的过程中，造成人员死亡事件。这样的状态一连持续了二年。

父亲在听取基层干部与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向县委领导提出，在新昌农村经济较为薄弱的村庄，应尊重群众意愿，可以实行承包经营，以减少经营模式不适应而带来的“民怨”。

随后几年，县政府逐渐适应市场经济形势。从1991年起，全县大力推广龙井茶炒制技术，经常组织炒制技术培训与“茶王赛”，并结合当地文化，新昌制作的龙井茶命名为“大佛龙井”，茶园面积也迅速突破10万亩。1995年，浙东名茶市场应运而生。2005年，占地250亩的“中国茶市”兴建成功，年交易达到6500多吨，交易额近10亿元。“中国茶市”是新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窗口，是新昌旅游的一张金名片，更是全国著名的龙井茶集散地。

20世纪70年代初，为贯彻“农业学大寨”与修筑上游水库，结合县城防洪，县里进行了“母亲河”新昌江的治理。当时，县城墙上写的标语是“一年大干，二年巨变，三年实现大寨式县”的奋斗口号。新昌境内全长为20多公里的新昌江，沿江公社及各企事业单位，参与分段治理，当时的政策是“谁治理，谁所有”。

这项工程，历时三年，基本完成全线的治理任务。1975年冬，再次组织8000余人参加全线导江筑堤，并同时治理县城边的南明溪（坑）、寺下坑、孝行砩、里江等分支，使县城周边的水系得到有效的治理。

80年代，经济开放搞活，多个部门充分利用治江后的土地，创办或扩建了工业企业。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县委县府的指导下，全民二轻乡镇及部门企业，得到很大发展，也使城镇土地获得极大的升值，从而企业用地纠纷也随之而来。

1987年，轴承总厂与周边村因土地产生纠纷。新昌轴承总厂是我县早期的企业之一，20世纪80年代得到很大的发展。不但轴承总厂发展迅速，总厂还派出人员和骨干，纷纷到乡镇帮助创办分厂，很快，轴承产业成为我县的一大重要行业。当年，总厂与挂帘山村产生严重的冲突，甚至发展到准备械斗。村里的一些村民，去厂里吵闹，要厂部兑现土地款。轴承总厂是在一个破庙上发展起来的，因为当时的政策，再加上创办时间早，已经不知道如何核算土地款。为了护厂，厂里组织“厂纠队”，准备了藤帽铁棍，并在企业拉起了“誓死护厂”的标语。

为了阻止矛盾激化，事态扩大，父亲按县领导指示，带领公检法，进入现场。县里组织专门人员，协同区乡干部深入群众，做好村里群众的工作。后经政府协调，妥然处理了矛盾，避免了一场械斗的发生，又保护了企业的正常生产。

又如新昌酱品厂，是商业部门创办的一家民生企业，是新昌的“老字号”，其生产的“小车麻油”闻名省内外。其建在治江后的土地上，亦因企业发展势态良好，一部分群众以占用他们村庄的土地为借口，与企业发生吵闹。吵闹过程中，村民用拖拉机运来石头，堵住酱品厂大门，企业领导就向县里反映情况。

为了阻止矛盾的发展，父亲带领干警到现场处置，深入调查，做双方的思想工作，并且亲自动手，搬开堆放在大门口的石头。当地乡书记张伯成看后十分激动，主动加入到清理石块的行动中，一不小心，还使脸部受了伤……

一边是经济发展，一边是纠纷不断，这就是社会经济发展与政策滞后的一个真实表现。为解决这一矛盾，促进县城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中共新昌县委于1990年5月，成立经济体制办公室。经济体制办公室通过多轮改革，解决了诸如权属纠纷，产权不清，责任不明，并在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完善推广，促进县域经济的空前发展，使新昌的工业经济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典型。

在严惩犯罪，保护经济发展的同时，维护政府部门的正常工作秩序，也是司法工作者的职责。政府部门在日常的管理活动中，一些工作行为不被部分群众理解或不坏好意者利用，往往会产生冲突与矛盾。父亲在政法委期间，凡是一些部门在依法行政中受到的冲突或矛盾，他会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予以全力支持。

如1988年7月7日，长诏乡赤坑口一村民，在长诏水库落水淹死，有人提供消息说，死者所乘的竹排，是被水库巡逻船撞翻造成死亡的。于是，该村上百名群众，把矛头指向水管局，停尸不葬。并把水管局两名职工拖去守尸，还提出一些十分苛刻的条件。

案发后，父亲冒着酷暑，带领公检法同志赶到现场。防止时态扩大，父亲和同事们顾不上吃饭、睡觉，耐心宣传法制，制止不法行为。同时，不失时机地抓紧调查研究，经过整整四天三夜的紧张工作，彻底查清了案情。原来，死者和另外两个同伴，趁着天黑，划竹排去水库偷鱼。他们发现远处有库区巡逻船，慌乱划动竹排，想趁机逃跑，这时一人不幸落水，两人搭救不成而死亡。

就这样，一场谎言被戳穿，两位肇事者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不明真相的群众终于醒悟过来。熬了几天几夜没睡觉的父亲，他的眼睛红肿了，喉咙也沙哑了。回到家时，已是晚上，他只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又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

1989年7月5日，回山区委所在地的建筑装潢五金厂，在正常基建时，遭到上市场村部分人的非法侵扰，致使该厂停工停产，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同时，区粮管所、供销社、区卫生院、前丁水库管理处、区完中等单位也纷纷反映，他们的围墙被翻，被炸，人员被打。

父亲想到：“这些违法违规的人不予以严惩，回山的经济建设怎么搞得上去？如果放任不管，政法部门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不就成了空话了吗？”他当即向政法书记做了专题汇报，随后组织公检法主要领导，到该区现场办公。经过五天时间的调查访问，弄清了建筑装潢五金厂被非法侵扰的起因和结果，以及其他几个串案，均得到了依法处理。

父亲就是这样，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秉公执法，刚正不阿，勤奋工作，身先士卒，一身正气，始终保持革命战士的光荣本色，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在实现全县社会治安的稳定和保卫社会经济建设事业上，奉献自己的力量。

1990年9月，父亲离休，县政法委员会，赠给父亲《春江暖》金匾，上书有“为国南征北战，为民惩恶扬善”，这是对他在政法战线的最好评价！

一岸秋

十、《胭脂》故事的启发

出生于越剧之乡的父亲，对越剧情有独钟。母亲有个师兄，是上海静安越剧团的琴师。20世纪80年代，有一年，静安越剧团来新昌演出。母亲得知这一消息后，可把她乐坏了。她把这些艺术家，邀请到家里来，其中有戚雅仙、毕春芳二位艺术家。

工作繁忙的父亲，抽出时间，和母亲一起陪同他们，去天台国清寺游玩。当时我不巧在临海出差，错过了与他们见面。回家时，父母拿出一叠照片，给我看他们的合影。父亲还津津有味地和我说了一大堆关于越剧的话题。

父亲病故后，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我又看到这些照片，还发现一本红色塑封的笔记本，这是父亲留存在家里的唯一一本笔记本。这是1973年时，新昌县公安局统一配备的本子。他在1979年2月至8月，在中央政法干校法院班法律培训时作的记录本，封面上的题词是毛主席强调的“保卫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尽力加强之”的字样。里面记载的内容有相关领导的辅导报告记录，有领导带头懂法学法的重要性，还有寄语青年，要学习英雄、学好宪法、发扬民主作风等内容。其中《胭脂》的故事，父亲不仅做了详细记录，还用红笔加注，写了深刻的体会。

越剧《胭脂》，故事说的是牛医卞三之女胭脂，邂逅书生鄂秋隼，两人产生爱慕之情的故事。热心人宿介与王春兰欲从中成全，不料被刁徒毛大得知，冒名前去调戏，慌杀胭脂之父，酿成命案。知县张宏主观臆断，误判鄂秋隼为凶手。知府吴南岱觉察案中有疑，为鄂秋隼昭雪，却又误断宿介为凶手。学台施愚山前来视学，对案情提出疑点，又赴现场察勘，谆谆善诱，帮助门生吴南岱改正错误，终于捕获真凶，昭雪无辜。

此戏1962年由浙江越剧一团公演，周恩来总理在杭州分两次看完此剧，接见演职员时称赞：“浙江又出了一部好戏，可以和《十五贯》媲美。”4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观后，激情题诗：“一念之忽差毫厘，毫厘之差谬千里。胭脂一剧胜神针，启智纠偏观者喜。”省政法小组将剧本同谢老题诗，印发全省政法干部，作为学习资料。

剧情取材自《聊斋志异》，描写了一个平反冤狱的故事。从中穿插青年男女真挚而又纯洁的爱情，有力地抨击了主观断案、草菅人命的封建官僚的丑恶嘴脸，热情地赞扬了秉公断案，认真调查研究和知错能改的良好作风。

父亲在笔记中写道：“今天粉碎‘四人帮’，痛击了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禁锢《胭脂》重新上演。追忆往事，怀念故人，思绪万千。当前我们国家正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该剧有重大启示。对贯彻中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进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对其他人的政策确是一件大事。有错不纠，或明知有错却坚持不改，不符合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若是非不清，沉冤不明，无辜的好人受压，优秀的人才被埋没，广大群众心不平，气不顺，积极性便难以调动，安定团结难以得到保证。戏剧中吴南岱知错认错的精神，对我们今天的干部，是有借鉴意义的，一个封建官吏尚且如此，我们党的干部难道不应如此吗？‘知错能改即圣贤’啊！”

父亲在重新观看了越剧《胭脂》后，更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依法公正，防止冤案，是做好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环节。他在全体法院工作报告时，鼓励法官在大胆、独立办案的过程中，也提醒干部一定要依法谨慎，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梁桢是新昌最早主持法院工作的人员。1949年，新昌解放，先有解放军派代表接收地方法院，后移交县政府。人民政府设民政科，民、刑诉讼案由民政科审理，由梁桢主持工作。办公地点设在县政府内。1950年，组建后的司法部门，办结民事案件670件，并做到以调解与化解矛盾为主。当事人有登报表彰的，也有人当庭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进一步加强了党群、政群的关系。

梁桢是新昌大市聚镇姚卜丁村人，也是新昌县家喻户晓的“梁氏针灸”创始人。他16岁开始教书，在194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多年颠沛流离、艰辛无比的革命工作，使他的身体落下多种病根。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到锦阳师傅等多名高僧，他们是懂医之人，他就开始向他们学习中医。

1955年，他蒙冤入狱。祸福相依，在宁波狱中，梁桢巧遇有名的针灸医师曾纪瑞，让他坚定了从医的志愿。他在狱中虚心学习，最终学成而归，成为一名优秀的针灸医师，也成为后来新昌梁氏针灸疗法的创始人。“梁氏针灸疗法”在2018年，被收入“第五批绍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对于这样一位早期的革命者，因其历史复杂，而被错判入狱。按党的政策，父亲积极努力，于1978年给予平反昭雪，使其卸下了心中的“帽子”，从而努力工作，将其“梁氏针灸”传承给女儿，为我国的中医针灸事业做出了贡献。父亲离休后，坚持清扫大佛寺凉亭，梁老专门送给父亲他亲手扎的扫把，两人间深厚的友谊，令人动容。

一岸秋

十一、重视典型案例

1978年10月开始，遵照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的政策精神，贯彻实事求是，严肃认真，有错必究的方针。在县委直接指导下，与公安部门密切合作，成立专门办公室，采用普遍复查与重点复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始清理复查“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而获刑的人员及相关的刑事案件。

到1980年初，全部复查完毕，对157件反革命案中的170人和403件刑事案件中的412人，进行了复查。复查撤销原判宣判无罪的30人，改判113人；普通刑事案件中，撤销原判宣告无罪的12人，改判9人，免刑4人；对因刘少奇同志案受株连而被判刑的21件案件，全部做了纠正。

对复查后纠正的人员，落实党的政策，认真做好善后工作，政治上恢复名誉，经济上按照不同情况，对因错判造成生活困难的，给予经济上的补助，并与有关部门协商恢复和重新安排工作。纠错平反昭雪，极大地调动了大家的政治热情，特别是一些有才能的人，让他们能够全身心地重新投入经济建设中，为我县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沈知影，男，1925年出生，新昌大市聚镇人。1943年5月，他投奔梁弄革命根据地，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离休，现已95岁高龄。

因沈知影家在镇上开了一个特产行，联系广泛。到梁弄后的第二年，组织上就派其回老家，利用特产行做掩护，开展地下活动，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与宣传青年投奔抗日武装，承担党的地下交通工作。当年，利用他家的商铺，先后动员了七名进步青年投奔三五支队。沈知影除了宣传动员之外，还兼任党的交通员，负责联系当时的芦溪支部和梁高支部，有时直接往城内送信。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沈知影白天宣传抗日，送信送达任务；晚上还隔三差五和村里人一起掘马路，破坏交通，阻止日军通行。在党组织的教育下，使他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激情满怀的爱国青年，再到稳重的地下党员。

1948年8月，一次按组织要求，与另一地下党员张道生，一起前往正在举行传统庙会的三坑，发动青年组织队伍起义，由沈知影与四明山地下党取得联系，张道生负责队伍。

第二天，两人动员了七八个青年，组织去蔡岙奉化边界偷袭乡队。很可惜，这次偷袭没有成功，死了一个，被抓一个。次日，当时的新昌报《沃声报》刊登了这一消息，说一小队共匪流窜到奉化，被击败后，流匪沈知影等四处逃跑。要求各地严加防范，辑拿归案。沈知影当时无法回家，只好跑到棠家洲同学处，通过同学帮助，逃到其亲戚淮阴躲避。

1949年新昌解放，沈知影才转道回新昌，后被安排在公安局侦察股工作，再转岗粮食局秘书股任股长。在1955年肃反审干运动中，沈知影因曾去淮阴躲避，而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叛徒”，清除出革命队伍，回原籍监督劳动。直到1980年经复查，沈知影案被判定为错案，予以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公职。次年，沈知影在城郊粮管所工作，因工作认真负责，当年被评为单位先进工作者。沈知影于1986年离休后，在1988年7月，荣获浙江省粮食局颁发的“从事粮食工作三十年以上”的荣誉工作者证书。

1986年4月18日，县里召开新中国成立前新昌地区领导武装斗争的老领导傅之平、张任伟、钱爱珍、陈健中等座谈会，父亲也参加了这一会议。在会上，老领导们提出，新昌地区有些国民党乡镇长，在我们搞革命时，对三五支队有过很大贡献。在1951年大镇反中，被判死刑的，要求法院做一次复查，实事就是地对他们做出结论，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在会上，提出的名单有唐默亭、俞梅臣、潘生堂等10多个人。

父亲虽已调往县政法委，但他积极协助与指导法院依照中发(1978)78号文件规定，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在纠错评反中，有些同志有思想情绪，他认真细致地进行党的实事求是政策引导，做到有错必纠。这些案件的共同点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上有地位，对人民有罪行；在解放战争时期，对革命有贡献。

如1951年4月，县政府375号布告判处俞梅臣死刑。经复查，俞在1945年前，曾任国民党军队连长、营长、团长、军械科长、陆军上校、镇海炮台总队长和奉化县长。后任新昌县城关南明镇长、同乡军管委主任。在抗日时期，曾掩护过我地下党负责人张任伟，进入吴显超任职的自卫大队，在那里发展和建立地下党组织。并且说服吴显超起义，投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解放事业做出不小的贡献。俞梅臣的行为可折功赎罪，不应追究刑事责任，属错杀。

法院于1986年10月3日作出判决，撤销县政府1951年4月29日府案第375号判决俞梅臣死刑的布告。俞梅臣的侄子接到判决后，复印寄往在台湾高教部任督学，兼任四海工商专业学校校长和在检察处工作的两胞弟。他俩胞弟看到后非常高兴，因当时在职人员不准回大陆探亲，他俩以出差探亲为名，到日本，经香港回新昌。他俩在香港以一千多元人民币，买了一瓶法国人头马，在石城大酒店宴请有关人员时，激动地说：“我叔父的案件35年了，法院能重新复查，作出实事求是的判决，我们非常高兴。这次我兄弟俩特意回新昌，代表全家表示感谢！”新昌法院公平、公正的行事作风，加深了台胞对我人民政府的理解，有利于两岸关系的改善。

1986年，法院组织专门复查班子，全年受理案件72件，复查54件，撤销判决17件，宣告无罪12件，不追究刑事责任6件，改判率达68.8%。

父亲遵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在县委县府领导的重视下，不但纠错历史案子，对普通公民蒙冤的案子也同样予以高度重视。有一桩由所谓的阶级斗争造成的冤案，其父属地主被镇压，儿子在国营单位工作，某天突发生产事故。当时，有关部门未做认真调查，以为是阶级敌人破坏生产，地主儿子被无辜逮捕，并被判刑。出狱后，当事人要求彻查此事，多次上访无果，父亲认真听取其申诉，给予调查，终于平反其冤案。此事让当事人感激涕零，感念终生。冤案得到平反，当事人感谢的不仅是父亲个人，而是让当事人深切感受到党和政府实事求的精神。在以后的人生中，让他卸掉包袱，轻装上阵。

一岸秋

十二、提高办案质量

为了降低法院办案的错误率，父亲十分重视法院的制度建设，健全与完善对法官的考核和对案件审理的申诉与回访制度。

健全各类评先考核制度

1973年，人民法院恢复办案后，父亲十分重视对审判员的考核工作。规定在法院内部，凡是有错案产生，一律取消评选先进集体与个人的资格。按照中级法院的部署，在法院内开展“双争”活动，即“争创先进党支部，争当优秀共产党员”和“争创先进集体和争创先进工作者”。要求全体审判人员“忠于职守，忠于法律，忠于人民”，做到秉公执法，刚正不阿。并对全体干警加强纪律教育，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执法者。认真学习政治业务，开展挂钩竞赛，对作出贡献者给予奖励。

如大市聚法庭庭长梁焕根，自1973年调入大市聚法庭工作，十五年如一日，以庭为家，立足本职，共办结民事案件和自诉刑事案件778件。梁焕根工作尽职尽责，办案质量也较高，先后九次被评为县、市及省法院先进工作者，起到了“学有榜样，赶有目标”的作用。大市聚法庭也先后六次被评为“先进集体”，其中三次被评为省法院系统先进集体。

完善实施回访与申诉制度

刑事申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其法定代表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是不能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1984年，实行刑事诉讼后，共受理申诉案件49件，复查11件，宣告无罪7件，减免刑期1件，维持原判3件，改判率达到72%，1985年，上述情况大幅减少，受理申诉29件，复查案件38件，撤销判决3件。此后除1986年外，就逐年递减，使案件的质量得到较大的提高。

1981年后，回访成为促进综合治理，提高办案质量的有效办法。对民事案件回访的重点是做思想疏导和巩固工作，从实践中检验办案是否符合实际，符合法律。发现问题，及时做好补救，针对不同情况，加以解决。属于判决确有错误的案件，则启动监督程序妥善解决；属于当时人认识问题的，对当事人进行法制教育，进一步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属于存在实际问题的，实事求是地予以解决，以维护政策法律的严肃性。

对刑事案件的回访重点，主要是对判缓刑、免刑犯罪的回访。通过考察，了解是否有新的违法行为，当地乡村政府有否进行管教，了解当地群众对法院审判工作的意见，结合实际宣讲有关的政策法规，以达到消除群众误解，提高法制观念，共同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之目的。

回访工作是面镜子，是鉴别审判工作作风、提高办案质量的好办法。及时吸取经验教训，人民法院坚持回访审判，推动社会综合治理，提高办案质量，密切联系了法院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父亲经常讲起，重视审判，改革审判环节，提高审判质量，是人民法院在审判中永恒的课题。只有思想重视，制度上完善，通过改革杜绝审者不判，判者不审，上下互通，领导干扰等怪现象，最大限度地防止冤案错案的发生，以维护法律的威严与公平。

一岸秋

十三、坚持实事求是

1958年至1960年间，我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极左路线运动——大跃进”。在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通过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指标。会议还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以及一些不切实际的经济工作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刮遍大地，尤其在农业上，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层层提高。直至1960年，我党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才被叫停。

1959年11月，父亲从中共嵊县县委党校副书记，调到儒岙公社任党委书记，走马上任才半年时间，就被以“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立场模糊，政治革命动摇，当了富裕农民俘虏，与党唱对台戏”，而被免职下放劳动，其所犯的主要错误，从现在看来，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在两条道路斗争中动摇，妥协，站在富裕农民的立场上与党对抗。说是在大办食堂问题上，有系统的错误言论和行动，说父亲在抵制大办食堂的问题上，给公社分管领导说：“从电影上看，苏联也没有集体福利，也没有办公共食堂，都是小灶。”“办食堂真是个负担，随它去好来！”由于他的错误观点，因此，公社没有及时认真贯彻省委关于整顿巩固食堂问题的指示，全公社各生产队没有一个像样的食堂。当省检查组对儒岙食堂办得不好提出批评时，父亲还不满地说：“过去一个也没有，现在好多了。”检查组对公社一位副书记，长期不在食堂用餐，而在家用膳，并私自种植提出严肃批评，父亲却说：“该同志工作很好哇！”

不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计划。

当年，早稻面积县委下达任务是14000亩，而根据当时的调查，父亲抵制是不可能完成的，最多10000余亩。在落实“三保”（保面积、保季节、保密植）时，在保面积上打退堂鼓；在保季节上，由于当地气温比其他地区低，他明确决定比县委提出的时间要延迟10天；在保密植时，他坚决反对县委电话会议指示，要迅速推行水植播（一亩田直播200斤稻子），并分片召开小队长会议组织贯彻。父亲却向基层布置说：“我们先抓插秧好来，水植播有问题，暂时不要搞！”

在对待富裕农民，搞私有制，复辟资本主义的行为倡导“和平共处”的错误观点。

在儒岙公社，富裕农民的气焰十分嚣张，资本主义泛滥，私占耕地的情况时有发生，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相当猖狂，出现了新的两极分化（变卖家具，卖儿卖女）。在这种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说父亲失去了政治灵魂，置若罔闻，任其泛滥。当县委指出问题，在决定处理自留地时，说父亲是动摇不定，并说“已经处理过了，又要重新处理，过去是5%，现在3%是否违反政策”。

在召开全县四级干部大会上，一些支部书记，在对“大干快上”提高认识的基础上，纷纷上台表示决心，父亲却说：“勿表示也好搞，拳头举举，台板登穿，勿干还是不相干。”还经常对所谓“积极”的同志说：“要实事求是，按规矩办事，要当心犯错误。”“现在吃烟，就是吃草，吃酒就是吃水。”以此，抵制当时的“浮夸风”。

由于父亲不能及时完成上级下达的粮食种植面积，与高产的应对措施，后被撤职处分，对其的签定是：“杜月中错误是严重的，主要是长期以来滋生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骄傲自满，功臣自居，迷信自己，自作主张，甚至发展到对党二条心，站在富裕农民立场向党对抗，对上级党委指示抱着合则执行，不合则不执行，阳奉阴违，玩弄两面手法；在两条道路斗争中，立场不坚定，当了富裕农民的俘虏，与党唱对台戏，拒不执行县委的指示，当对其错误进行批评教育时，拒绝深刻检查自己的错误。经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批判，辩论，免去公社党委书记职务，下放当包队干部。”后来，果然被下放到公社屋沿坑大队。

这期间，父亲与大队干部一道，积极帮助该队建起大队大会堂，并进行治安调解工作，处理了一些发生在群众中的生产与生活纠纷，还发现与重新调查纠正了被错定为反动会道门组织的一名社员，使其获得重生。

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父亲，有时却也违背“初心”。过去食品公司收购毛猪，120斤是标准。有些农民家里没东西喂猪，猪养得又瘦又小，送到食品公司，少个一两斤的事，偶有发生。食品公司遵照上级要求，不敢收达不到标准的猪，于是有人提醒农户：“快去找杜院长。”有的人果然去找父亲，这个时候，父亲就失去了一贯做事的“原则”，立即放下手头的事情，来到食品公司，要求食品公司的员工，破例收购。

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员，他认为共产党员的责职是为人民服务。一个南征北战过的战斗英雄，在他心中，老百姓的事情，最小也是大事情。

如20世纪70年代初，父亲还在人民法院工作。临近春节时，母亲因病住院。一天，一个西山坪自然村的小孩儿，手指被火烫伤，住进母亲同一病房。因为年底，店铺都已关门，街上买不到吃的东西；又因交通不便，回家拿吃的更是不现实。父亲便让他们大人，到自家吃饭，然后再给孩子带吃的。

在后来的交流中，父亲得知他们村还没有通电，也没有粮食加工厂，生活极度不便。始终视人民的事为大事的父亲，千方百计联系有关部门，给他们村安装了电，并办起粮食加工厂。父亲还出面请来懂得操作粮食加工的师傅，教会他们加工技术，大大方便了群众生活。

几十年过去了，一直到现在，那里的村民还在口口相传父亲为他们村做的事。

一岸秋

十四、坚信党的领导

1965年，在“四清”运动中，父亲因在转地方时，与所谓的“资本家”徐相成有往来而被调查。

徐相成，新昌大市聚人，原是新昌县茶叶行商。1953年迁居上海，1956年在上海注册登记“永丰炒粉厂”，雇佣工11人。1958年，永丰炒粉厂并入上海砂轮厂，徐相成在上海砂轮厂担任大股长。

新中国成立前，爷爷在嵊县开肉店时，常去大市聚地区收购毛猪。有时一天转不回，爷爷就寄宿在徐家。徐相成做行商时，也经常到嵊县爷爷家落脚。因此，父亲从小就熟悉徐相成。

1944年11月，父亲参加革命后，曾在四明山地区与徐有过几次相遇。1953年，父亲为婚事回嵊县时，刚好在家里碰见徐相成。作为朋友，父亲向他赠送了相片、日记本，并交换了通信地址，之后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

徐相成是一个很有经营能力的人。成为上海砂轮厂股东后，为扩大市场，他将部分产品，通过非计划渠道，从厂里购得后，销售外地。因此，获得除了厂里股息外的一份灰色收入，光1960年一年，就获利2万余元。徐相成预言：“社会要发展，绕不开经济发展这条路，只要有资本，将来就可以做大生意。”然而，在1964年的社教运动中，他被按上“投机倒把、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而被逮捕。不过，不久就被释放。

这样一个做实业经营的人，如果放在今天，一定是党和政府保护的私营企业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功之臣。当时，由于父亲与他有过互赠礼品，交往过密的关系。“文革”期间，在调查父亲时，被说成“与不法资本家关系由来已久，在只讲‘朋友’，不问政治‘人情’的思想支配下，从吃喝送礼，互来互往，发展到不分敌我界线，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客观上包庇不法资本家的罪恶活动。”并要他作交代，从政治思想上与不法资本家、投机倒把分子划清界限，彻底交待错误。

另外，当年在公社证明的前提下，父亲为新昌兰沿胶丸加工场潘郁文办理过刻章手续，将地下工厂变为合法化“受到调查”。到20世纪70年代，该加工场成为新昌县胶丸总厂，成为新昌乡镇企业的龙头企业。80年代，与北京第三制药厂合作，变更为“浙江京新制药厂”，成为国家医药行业的重点企业，并成功上市。

对上述这些问题，父亲悉数澄清往来礼物、互往交办的事情，并做了深刻的思想检查和自我批评，才得到组织的宽解。尽管如此，父亲从来没有怀疑过组织，没有怀疑过党。他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只要所做之事无愧于心，总有一天，他的良苦用心，一定会被人理解和接受。

1966年6月，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批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铺天盖地。机关被军管、工管、红卫兵大串联，到处都是“革命的狂潮”。父亲当时借调绍兴公安处负责政治工作，后到遁山公社参加“四清”工作队，之后回新昌县公安局。

1968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新昌县公安机关实行军事管制，县里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行使原公、检、法机关的职能，迅即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在近二年的时间中，揪斗审查大批干部群众，发生武斗，群殴等事件，甚至造成一些人自杀身亡。如“县联总”人员30多人，持枪至岱石公社，镇压不同观点的群众，开枪打死2人，打伤多人，造成一片混乱。

9月，公检法部门有49名干警，全部撤离工作岗位，集中办所谓的“斗批改学习班”，为期一年。公安系统有9名干警被扣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现行反革命”等帽子，长期接受批斗审查。

耿直的父亲坚持同“彻底砸烂公检法”反动路线做斗争，并指出“文功武卫”是社会不安定的根子，因此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遭受批斗，罚跪，强迫劳动。在“批林批孔”期间，有人在法院提出成立“战斗队”与双批小组，并提出将所谓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反潮流战士提为法院副院长，父亲予以坚决反对。父亲接受审查时间，长达三年。后来这些人，又想千方百计拉拢父亲，但他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坚决划清界限，旗帜鲜明地与之做斗争。

父亲从1944年年底，弃家到红色梁弄参加革命，20余年时间，一直在军队与机关工作。从他的经历来说，是一片清白，但是在审查中，同样要接受严格审查。父亲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是与“资本家”徐相成有接触史，另一方面是爷爷在新中国成立前，同国民党嵊县伪侦缉大队有关人员有关系。这两点，导致父亲受到反复的审查，尤其是爷爷与侦缉队有关人员的问题。

其实，父亲1944年底参加革命，国民党侦缉大队知道后，一直追捕爷爷。爷爷带着一家人跑到县城生活，他们仍然追至不放。爷爷为了保住肉店，保住家人性命，送钱送肉，去侦缉处求情，并且登报宣布与父亲脱离父子关系，才没有被抓。

为了查清父亲的问题，组织上派人专程去嵊县调查。通过调查证明，爷爷既无参加伪侦缉队活动，也无其他不良档案记录，而且一直以来，在村中表现良好，受村民尊敬，不属于“九类人”之一，不属于无产阶级专政对象。

1969年11月，“斗批改学习班”结束，父亲下放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锻炼，继续接受改造。1970年10月，对父亲的审查与改造才告一段落。中共新昌县委对父亲的审查，向中共绍兴地委做了专题报告，报告中说：“在‘四清社教’和‘文化大革命’中做检查，认识较好，并给予‘解放’，安排工作”。

父亲是“走资派”，母亲也受到牵连。一天深夜，造反派来家，将母亲抓去审查。审查中，对她一顿毒打，因此留下后遗症，病痛一直伴随至她亡故。

随后，父亲去新昌造纸厂担任支部书记，负责新昌造纸厂的全面工作。到1978年11月，父亲才得以正式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的平反决定是这样写的：“林彪、‘四人帮’及其我县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长期来竭力推行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制造了许多起骇人听闻的冤案、假案、错案。大批共产党员、干部与群众横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蒙受不白之冤。县公安局杜月中同志，也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遭受政治迫害，株连家属。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一切冤案、错案，必须平反昭雪，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必须推倒。”

县委在召开平反大会中，宣布给父亲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过去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所有文字材料一律销毁。

父亲一生经历了“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四清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多次受到冲击。但是他从不抱怨，每到新的单位，总是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新的工作，力争做好本职工作；也从不怀疑党的领导，从未消极对待组织，对待上级，对待同事，对待群众，无限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

父亲时常对我们说：“人的一生总会遇到曲折，但一定要正确对待，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自己。找准自己的奋斗目标，不使自己意志消沉，一定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险阻！”

在工作中具有强烈责任感的父亲，无论在人民法院，还是调入县委政法委后，他始终积极认真地工作，尤其是在处置大案要案中，展现出他非凡的魄力与责任担当。

一岸秋

一岸秋

一、离休不离责

1985年，曾为父亲上级的营政委，后任浙江省作协主席的陈山，带领一行书画家来新昌采风，父亲接待了他们。陈山一行走访了新昌的不少企业，并专门考察了新昌大佛寺。其中一起随行的著名书法家姜东舒，用篆书书写了南朝梁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刘勰为新昌大佛寺写的《梁建安王造石城山石佛像碑记》全文，后由浙江省根雕大师屠振权石刻全文，立于大殿右侧。他们还为父亲书写了“霜叶红于二月花”的书法横幅，以鼓励父亲退居后，能满腔热情地为社会做贡献。

是的，父亲不但在岗时勤奋工作，忘我奉献，离休之后，也一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贡献自己的余热，人们称他为“献了青春献白发”的“奉献老人”

父亲于1990年8月正式离休，但他离休不离责。父亲先后担任了新昌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会长，及新昌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热心社会公益活动，为地方的精神文明建设，贡献余热20余年。

在新昌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上，从1992年第一届、第二届的副会长，一直到第三届至第六届的会长，历时25年。在这25年中，他始终秉承研究会的宗旨：研究与宣传新四军历史，传承铁军精神，弘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旨，开展学术研究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坚持以史育人。

为挖掘和整理新昌地方革命斗争的史料，父亲团结与带领研究会的相关人员，尤其是原党史办主任、副会长陈刚，他是我丈夫的二舅。二舅在20世纪60年代，从衢化宣传处调入新昌，从事党史研究30余年。

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副会长黄志益、唐樟荣、陈伯和及相关同志，25年来，通过走访老区、召开各种座谈会、纪念会，查阅多地档案资料、史迹陈列馆，专访革命老人。通过建立“嵊新奉三地游击区”60周年，淮海战役、渡江战役60周年，新四军重建军部70周年，回山会师6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到新昌解放60周年等活动，研究与讨论革命史料的征集。

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先后挖掘与整理出版十部具有地方与我军革命史上的研究成果的书籍，分别有：《新昌县北撤人员名单》《回山会师》《烽火白沙山》《新昌抗日战争史事》《中共新昌临城工委》《新北风云》《走近周月林》《梁柏台传》《孙尉民传》《天姥记忆》等。

尤其是《梁柏台传》（陈刚著），中共党史出版社与县政府签约，县委、县政府以2010——2012年文化产品创作规划课题的任务，下达给新昌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全书以41.8万字的巨著出版发行，得到我国党历专家石仲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高度评价，认为“填补了一个历史空白”。梁柏台作为我党早期的革命领导人：“昭雪了一个历史冤案。”梁柏台的夫人周月林，曾作为“叛徒”而入狱的早期革命者。为我党的史料征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为了丰富新昌革命斗争的历史资料，宣传革命精神，有以史育人的生动教材，研究会全体成员与作者，为了这些著作的问世，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为了把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的青少年教育与红色旅游基地，父亲与研究会的同志们千方百计，建言与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项目的落地。

首先，结合《大江南北》《铁军》等会刊，创办了《沃洲春雷》会刊，不顾年事已高，下乡入企，组织发动、宣传我党我军的历史战绩。尤其是我县的革命斗争历史，使县委、县府及各相关部门，对我县的战斗史与建设遗迹引起高度重视。通过发放到村中小学校，使广大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不但了解我党我军的战斗历程，更重要的是了解我县的革命历史，从而激励广大学生励志成才、报效国家的坚强意志。

其次，是组织相关人员赴老区考察，借鉴外地经验。这20多年中，分别考察了“皖南新四军根据地、江西井岗山、嘉兴南湖、解放一江山岛革命烈士墓、刘英烈士墓、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解放泰安烈士陵园、上虞许岙战斗纪念馆等地。在祭奠英烈的同时，还参观了解当地的建设与管理经验，并积极向县委县府与相关部门建言，在县人代会、政协会议提出建议与议案，促进与加快我县红色基地的建设。

再次，指导帮助与推进项目的建设。推进项目落地，一是可以使新昌旅游大县的功能完善，也可增加青少年红色活动教育场地，对我县的两个文明建设意义重大，父亲组织研究会与关工委的相关人员，在县领导及老领导俞辉华同志的带领下，力所能及地做了许多工作。

一岸秋

二、留住红色记忆

父亲和新四军研究会、关工委相关人员，在新昌境内，挖掘了不少的红色根据地和红色活动教育场地，为新昌的红色旅游做了不小的贡献。

外婆坑村

处于我县与东阳、嵊州、磐安三地交界，158户人家，曾是有名的贫困村，社会上流传俗语有：“新昌有个外婆坑，有囡不嫁这条坑，三餐吃的六谷羹，干活行路如牛样，缺钱缺粮缺姑娘。”改革开放后，在村支书林金仁的带领下，艰苦奋斗，因地制宜，挖掘历史，目前已被列入住建部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单；其特色是曾因贫困，有外来多个民族的姑娘在这里扎根，现为江南第一民俗村，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入选第二批国家森林乡村。

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挖掘整理了“红色足迹”，建立石碑与长廊。1935年，红十三军行军路过外婆坑，向村民宣传“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救国”等主张。看到衣不蔽体的穷困百姓，红军号召“没有吃饭的家庭赶上红军”，留下很多红军故事，百姓深受鼓舞。使外婆坑的旅游文化增加了红色记忆。目前，已成为我县全城旅游的一个示范村。

黄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2013年9月3日，中国抗战胜利68周年纪念日，父亲带领新昌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理事，前往黄坛村祭扫三二八黄坛抗战阵亡将士墓。父亲当场捐出3028元，支持唱凯部队三二八抗战纪念碑修建。

唱凯部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西南干部训练班第一突击队的番号。1942年7月，唱凯部队奉命开赴浙江，以配合浙赣线正面阻击日军，扎住仙居。次年三月，唱凯部队退居天台，部分军人进入新昌，一、二营驻天台白鹤镇，三营驻黄坛，四营驻南山与儒岙，五营驻镜岭。

3月28日，驻新昌日军二十二师团八十六联队松尾中队和伪警备队，共400余人，与驻扎西山据点小岛部队100余人，进犯黄坛与儒岙。先在儒岙交战，在唱凯部队英勇打击下，残敌在夜幕下，经地下坑狼狈逃回县城。唱凯部队共歼敌19名，伤敌20多名，俘敌6名。我方牺牲18人，伤19人。

拂晓时分，黄坛战斗在高尖山(后改名为交战山)和东山地打响，打得惊心动魄。唱凯部队指战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和敌军展开肉搏战，上尉副连长甘俊良等31人英勇牺牲。敌军见我军越战越勇，终于弃甲且战且退，于下午4时狼狈逃回西山据点。两地战斗，日军被击毙21名，共缴获指挥刀4把，小钢炮2门，轻重机枪4挺 ，长短枪40多支，子弹21000多发。

1943年“三二八”抗战，是新昌县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也是浙江最大的一次战役，轰动浙东。这次战斗打出了中国军队军威，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被称为“浙东台儿庄大捷”。

“三二八”抗战后，我军司令部，准备将烈士忠骸运回仙居安葬，黄坛人民将烈士挽留在牺牲地，并主动筹款就地建墓建碑。此纪念塔后来在“文革”中，建小水电站时被毁，淹没在长诏水库库水中。但黄坛人民忠实守墓70年，每年清明，一些老太太自发聚到坟堂念经，备上祭品，祭奠忠魂。

在各级各部门与乡镇党委重视下，研究会整理资料，黄坛村专人从库底打捞塔件，现得以重建，成为新昌特色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警钟山碑亭

警钟山，是日本侵略军侵犯新昌的历史见证者。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南犯，侵我浙江，轰炸城乡。为防日军空袭，在桂榜岩(后名警钟山)顶设立防空警报台，悬铜钟一口，敲钟报警。警报一响，倾城百姓即携带“警报袋”，纷纷出城躲避，呼称“逃警报”。

2000年9月，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由县史志办、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陈刚起草，联合县关工委向县委、县政府提出，在警钟山建立纪念亭、“4.19”(1941年4月19日，日军开始轰炸县城，酿成新昌剩只角的悲剧)警钟日活动和建立“新昌大轰炸惨案记事碑”的建议，得到批准。在县委老书记俞辉华的努力下，得以建成，使警钟山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无时无刻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起着警世育人的作用。成为一个警世后人、休闲健身、游览赏景、追往叙事的好地方。

回山会师

1949年1月，浙江主力部队和各路游击队会师回山，回山会师是中共浙东临委第一次会议以来，浙东工作的一次全面总结，也是浙东革命力量的大检阅，为迎接大军南下，解放全浙东奠定了基础。回山会师遗址，是我县乃至是全省的一处重要党史胜迹。

2004年，在出版《回山会师》的基础上，父亲多次带领研究会的相关人员，考察以敬胜堂为中心的会师遗址，并向当地党委及县有关部门提出建议。目前，回山镇党委政府，已进行遗址的古建筑保护修缮，环境的综合整治，红色历史的整理等多项工作。回山会师遗址，已成为浙江省党史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红色旅游的重要目的地。

梁柏台故居

梁柏台故居的保护是我县革命史迹的重大事件。1996年3月8日，县交通部门设计了新林胡卜“梁柏台”大桥，以改善“梁柏台”故居的交通条件。开工那天，父亲带领研究会全体同志去了现场，并在现场开展捐赠活动，父亲带头捐了3000元。事后，研究会的成员通过其他渠道，为梁柏台大桥捐款148000多元。之后，建立梁柏台塑像及纪念碑，对其故居也进行了保护性的修缮。因国家修筑钦寸水库，梁柏台纪念馆已进行重新规划。目前，已在建设之中，它将成为我县乃至全国重要的红色革命教育基地与红色旅游的重要景点。

父亲在新四军研究会的二十五年中，积极努力，组织研究，抢救地方革命史迹。特别是副会长陈刚同志，为撰写书籍做出很大的努力。2019年10月28日，陈刚同志因病医冶无效，与世长逝，享年76岁。在陈刚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县领导给予很高的评价。陈刚同志在党史研究上，著述颇丰，成绩显著，曾荣获“从事浙江党史工作10年以上”荣誉证书，连续6次被评为省、市党史先进工作者；2001年被评为“全国党史系统先进工作者”，受到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的接见，为地方的红色记忆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岸秋

三、以史育人

在研究地方革命史的基础上，父亲还是新昌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历任20余年，并担任“新昌县夕阳红讲师团”的团长，承担起关心下一代的革命传统教育的艰巨任务。

注重以史育人，唱响主旋律

父亲因担任新昌县新四军研究会会长，他熟悉和看重新昌县革命斗争历史中蕴含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一直以来，在县委俞辉华老书记的领导下，将研究会陈刚同志编写的《新昌地方党组织斗争纪实》《沃洲风云录》《毋忘历史，警钟长鸣》《天姥风云》等书籍，并与《大江南北》《沃洲春雷》一道赠送给各类各级学校，作为青少年的课外教育读本。并将地方党的革命斗争形成党史展览，组织观看，极大地激发广大青少年的爱国热情，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他们退下了岗位，却退不出对热土的深情；卸去了公职，却卸不去肩头的使命，他们用挚着和爱心诠释了——最美夕阳红！”这是县委老宣传部长赵仁良对“夕阳红”讲师团的评语。

在县委领导与关工委的热情关心下，父亲作为“夕阳红”讲师团团长，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先后聘任70余名人员。他们呕心沥血地撰写讲稿，深入学校、社区、企业，进行激情演讲，付出辛勤而卓有成效的劳动，为新昌的两个文明建设，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教育，起到很好的推进作用。

2004年成立第一年，父亲组织7名成员，分别赴城关、澄潭等十来个乡镇，并应邀赴嵊州、绍兴等地，共计31所学校，讲课33场次，受教育学生29670人次。父亲还应受23个机关事业单位邀请，亲自去讲课。

父亲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为了给学生讲好课，他亲自撰写演讲稿。如《警钟长鸣，开创未来》以史为鉴，对少年学生进行警钟教育；《党啊！你是培育我成长的母亲！》以自己抗日、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的亲身经历，教育学生珍惜当今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勉励他们好好学习、报效祖国；《少年英雄》从“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说到保卫集体利益的刘文学及救火英雄赖宁，自古英雄出少年，并结合自身经历，号召广大青少年，从小立志，长大成为建设祖国的有用之材，成为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

一次，父亲去学校做传统教育，一个学生因病未参加。事后，她写信给父亲：“听说有一位爷爷来我校做报告，好感人！真生自己的气，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生病，请求爷爷给我一张照片。”父亲给她做了回信，勉励她好好学习，并寄给她自己的照片，让那学生深为感动。

在我父亲家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小客人”，有的独自一人找来，有的三五相伴而来，有的由家长陪同前来。他们听父亲讲往事，谈理想，阅读史料，看历史照片，摸摸已返旧的军功章。当“小客人”希望与父亲合照，慈祥的父亲乐呵呵地将灿烂的笑容，定格在“小客人”的中间。

父亲以其独特的人生常青树，高唱爱党爱国主旋律，受到青少年的欢迎！

落实“两个不让”资助的贫困学生

父亲协助老县委书记、关工委主任俞辉华，和年轻人一起，不辞辛劳地深入各乡镇，了解我县贫困学生的生活与学习情况，并提出希望工程助学与管理的建议，以更为有效地落实“不让一个中小学生因家庭贫困而不能完成义务教育，不让一个大学生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承诺。

在他们的倡议下，县里成立了“帮困助学工程协调委员会”，形成帮困助学的长效机制，实施政府与社会的联动，而且父亲与老书记带头助困。父亲自活动以来，结对三位贫困学生。他不但资助学生，还帮助贫困生家里，解决生活与生产的救助，使他们摆脱贫困。

在父亲病重期间，还念念不忘山里的孩子，叮嘱家人，将自己身后的抚恤金余钱，捐给希望工程。遵父遗愿，他剩余的近4万元抚恤金，现已结对新昌中学一学生，资助她完成学业。

父亲离休以后，其实比在岗时还忙。除了在新四军研究会、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任职外，还经常受聘社会活动。如20世纪90年代，他接受县文化市场稽查管理委员会顾问之聘后，不管白天黑夜，晴天风雨，只要有检查活动，他定准时参加。在检查中发现一些中小学生深夜不归，总是耐心教育，正面诱导，劝他们要珍惜光阴，好好学习，不要将时间浪费在游戏机中。

他在检查中发现文化市场充塞着传播色情、凶杀、暴力、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等不良出版物，毒害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他联合公安，除对经营者必要处罚外，积极倡导实施社会、家庭、学校三联动教育，组织更多的学生，观看进步书藉，参加红色踏青，接受正面教育。如1991年，利用梁柏台烈士纪念碑建成时，在全县中小学生少先队组织中，开展“学烈士事迹，踏烈士足迹，表队员心愿，创梁柏台中队”等内容的系列活动，全县有5万余名中小学生，受到此项教育。

言传身教

父亲深知，育人先育己，身教重言教。若要人做到，自己先做好，坚持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为下一代树立好榜样。

从1982年开始，父亲和母亲一起，一直在大佛寺翠浪亭、朝阳亭、警钟山碑亭等地方，自带扫帚，打扫卫生，坚持22个年头。做一两件好事容易，但要一辈子做好事就很难。父母几十年如一日，不管刮风下雨，吃着大饼，拿着扫帚去扫地，破扫帚堆满整个屋。直到景区配备了清洁工，父母才没有继续。

他以一个老政法、老战士的洞察力，勇于同各种违法做斗争。一次，他在小区旁边，发现一辆摩托车，停了较长时间，他就顺藤摸瓜，破获了一个盗窃团伙。另一次夜归回家，经过通道门时，发现通道门锁松动。这时，刚好有人从旁边溜走。出于职业敏感，父亲立即靠过去，谁知那人甩腿便跑。父亲当即断定他是个小偷，紧跟着拔腿就追。这时小偷避开大道，往漆黑的小巷子里跑。父亲一边追，一边喊：“有小偷，有小偷。”小偷加快脚步，使劲往前跑。这时，父亲的叫喊声，惊动了小巷里未睡觉的人。大家纷纷走出来，有人穿到小巷前面，堵住小偷。在大家的努力下，合力抓住了小偷，并送往派出所。后来，经派出所调查，竟然是个惯偷。

还有一次，父亲去绍兴参加会议。在回来的途中，经过上虞段，有一辆装满白糖的货车翻于路边，驾驶员已经受伤。父亲看到一些人在抢白糖，他即刻下车，维护现场，阻止那些抢白糖的行为，直到交警部门赶到现场，他才离开。

与此同时，他还严格要求家里人遵守社会公德，不占不贪。如80年代末期，父亲在政法委工作，家里还没有电话。在外地上班的小妹，放假回新。当时小妹正与在深圳工作的妹夫恋爱，想与妹夫电话联系，只能借用老爸办公室座机。老爸与小妹约定，只能接，不能打。

这天，他俩早早吃完晚餐，趁着大家下班的时间，来到父亲办公室，借用公家座机接个长途电话。等待时，父亲陪小妹坐在办公室看报纸。等电话铃一响，父亲悄悄拿张报纸，去外面看。小妹接完电话，就到门口叫他，他才回来关门，并和蔼可亲地说：“这么多话呀！这么长电话。”小妹用调侃的口气说：“用的不是国家的话费，是我们自己付费。”就这样，父女俩说笑着走回家。

父亲严格要求家里人的同时，却尽力照顾农村大伯一家。在大伯大女儿杜枟的眼中，父亲又是另一个样子。她曾经写过一篇怀念父亲的小文：

我心中的叔叔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叔叔是个解放军。我家门头上，挂着一块写有“光荣军属”的木匾，我为有这样的叔叔而自豪！

叔叔还在部队时，曾带着一个小战友（可能是通信员）回乡探亲，小战友常和我嬉笑玩耍，我很喜欢他！等我懂事后，我又知道叔叔是个共产党员，他是个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老革命，他一生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最后成为一名战斗英雄！

1954年，我虚岁8岁开始上学，那时叔叔还在山东。一年级刚识字的我，就开始帮爷爷、奶奶、爸爸和妈妈，给叔叔写信。叔叔接到我写的信后，非常高兴，他把我的信，像老师批改作业那样，认真地用红笔勾勾画画，纠正错别字，然后连同他的信一起寄还给我，鼓励我要好好学习，要尊敬长辈等等。

在南京上学期间，叔叔自家的经济负担也挺重，但他是还常常关心我、接济我，有时还把好几张邮票夹在信封里寄给我，怕我没钱写回信。每当想起这些，我仍激动万分！真可谓“事小情谊重，可怜叔叔心”啊！我十分崇敬叔叔，把她当成我的偶像和榜样，叔叔说的话，做的事，我都铭记在心！

叔叔对我也很严格，他不许我在学习上有任何松懈！记得那年我读小学五年级，那是一个星期天，我随爷爷、奶奶到三姨婆家喝表叔的喜酒。喜宴吃完已经很晚，当晚我就和爷爷、奶奶住在表叔家。叔叔（那时叔叔已转业回嵊州）得知我当日未回，怕耽误第二天上学，他让妈妈把我的书包，托同学带到学校。他自已则在周一，起了个大早，冒着寒风，来回骑车40公里，把我从三姨婆家，直接带往学校去上课。一路上，叔叔骑得滿头大汗。我坐在自行车的前杠上，能清晰地听到他吃力的喘气声。当时我对叔叔是又敬又怕，又高兴又难过，眼里噙滿了泪水！我深深地体会到，这是叔叔对我的爱，犹如父亲的爱！

叔叔是个孝子，对爷爷、奶奶很孝顺，也是个尊敬哥嫂、爱护小辈的善良之人！我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字不识。后来身患重疾，常年不能劳动，至使全家生活困难。叔叔为了减轻我家的经济压力，他勇挑重担，多年来独自供养爷爷、奶奶。直到1968年，我参加工作后，父母主动向叔叔提出，一起供养爷爷奶奶，这时我家才开始分担爷爷奶奶一半的口粮钱。对此，我非常感激叔叔婶婶对我家的照顾，这份恩情永生不忘！

在校时，我努力学习，算得上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我1960年小学毕业后，被保送上嵊县中学；1963年初中毕业，考到南京“江苏邮电学校”；邮校毕业后，留在南京工作，在企业里入党、提干，每一步都是按照叔叔的教导和指点而努力。

1973年，我结婚了，爱人是个军人。我每次回家探亲，叔叔总是问长问短，特别兴奋。特别是与我的爱人，或许同是“军人”，有着共同的语言，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叔叔总是勉励我们小辈，要积极向上，清政廉洁，努力为党多做工作！

敬爱的叔叔，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都铭记在心，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在山城百姓的眼中，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干部；在我们家人的心目中，离休的他还在拼命工作，并严格要求家里的每一个人；在亲戚朋友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善良的、乐于帮助的人；在他自己看来，他的一生是党的，要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全部交给人民。

一岸秋

四、最美退役军人

在战争年代，父亲冲锋在前，智勇双全，在解放泰安战斗中，成为战斗英雄。在淮海战役中，手臂被子弹打断，致二等乙级伤残，并成为因战六级伤残军人，获得解放华中南、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等勋章。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父亲虽经历了多次的“运动”冲击，但他一直忠于党，忠于人民，信奉“不吃老本、再立新功”的要求。无论在何地，做何工作，他都用执着的心与忠诚的行动，去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转业到地方后，从山东蒲台县机关党委调入嵊县，担任机关党委副书记时，除完成机关党委正常工作外，额外承担嵊县机关大院的改造建设任务。他工作勤奋，虚心求教，积极完成建设任务。光荣地在1958年的浙江省文教战线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被评为“浙江省文教战线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荣誉称号。

1960年5月，父亲调入新昌县公安局任教导员，后一直从事政法工作，并分别调往宁波、绍兴地区公安处短暂工作。离休后，父亲还担任新昌县公安局老干部党支部书记，工作一如往昔地认真负责，受到市公安局、县公安局领导的表扬。还于1991年7月，荣获公安部“人民警察一级金盾荣誉勋章”。

1973年3月，父亲调入新昌人民法院工作。他以“维护社会安定，保护经济发展”为己任，努力学习，勤奋工作，高质量高标准地完成县委、县府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父亲始终以保护人民的利益为重，及时、正确地完成各阶段的审判工作，为新昌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作出不小的贡献，让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父亲在人民法院工作期间，人民法院党组织连续9次被授予“先进集体”，他个人4次被授予优秀党员。1982年，父亲被授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全省法院系统先进个人”，单位被授予先进集体，且作为全省唯一一个基层法院的院长，参加表彰大会。

1984年，父亲调入政法委后，在县委的领导下，认真负责地做好各司法机关的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工作，尤其是县内重大案件的协调处理，受到各级领导的肯定。1985年，因工作努力，县内重特大案件发案率下降，社会稳定，被绍兴市人民政府授予“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结合战时的奖励，父亲终身享受省级劳动模范的待遇。

1990年，父亲离休，但他离休不离职，一直担任社会工作。其中，担任新昌县新四军研究会会长，长达25年；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副主任，长达20余年；并连续多年担任县公安局的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

由于父亲的辛勤工作和努力，获得一系列的荣誉：

2012、2013年，获得绍兴市与浙江省“优秀离退休干部”的荣誉称号，连续多年获绍兴市与浙江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

1999年12月，父亲被新昌县精神文明委员会评为新昌县“十佳市民”。2000年1月10日，新昌报记者任江祥曾经在《新昌报》写过一篇《不变的本色：记十佳市民杜月中》的文章：

去大佛寺翠浪亭等处晨练的人们，时常可见晨曦中有对身影，忙碌在山间小道上。许

多人不用近身就已经知道，那又是杜月中与老伴在义务打扫景区卫生了。

老干部杜月中，曾获“战斗英雄”、“市动模范”、“省先进工作者”等多项荣誉称号。离休后，革命的本色没有变，先进的本色也没有变，最近又被县有关部门评为“十佳市民”。

杜月中夫妇坚持每月三至四次，到大佛寺景区打扫卫生，已整整17年了。知情者会翘起大拇指说：“不简单!”可杜月中却说：“真的没什么，我闲不住。”

是的，杜月中闲不住，因为他有那么多的“分内事”：离休干部潘某长期有病，近来又住院，得去看看，设法帮助解决困难；西山小学吴美虹同学面临失学，他与该同学结成对子，提供学习、生活费用；在公厕内发现了被窃贼丢弃的皮包，内有巨额存折及手机，他历尽周折，找到失主；大佛寺防空洞口的树上，长了个马蜂窝，伤人无数，他联系消防队员给了个“一窝端”；学校来邀请他做革命传统报告，他更得去……杜月中离休了，可实在是离而不休。

他同时兼任着县老年协会副会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文化市场稽查队顾问、公安局离退休老干部支部书记、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等职，要做的工作更多了。他说，这让他的生活更充实。

这位今年已经73岁的老人，身板硬朗，精神矍铄，似乎总有股使不完的劲。春节即将来临，他又盘算开了：该去慰问农村里的一些治保积极分子了，也该去看看一些家里困难的老同志……

父亲还担任新昌县公安局退休职工党支部书记，坚持带领离退休干部，紧紧聚集在党旗下，为党组织增辉添彩，努力尽责做好工作。该支部同样连续多年被评为县、市退休职工党支部先进集体。在宣传新四军历史、弘扬铁军精神，还将优秀刊物《大江南北》，赠送给各中小学校、农村党支部和老年活动室。

2003年接受联络站站长后，连续四年被评为一等奖，父亲也被授予“情系大江南北，志在以史育人”的荣誉称号。

2019年7月29日，父亲喜获绍兴市“最美退役军人”的称号。遗憾的是，父亲已离我们而去，没有亲身感受这份沉甸甸的荣誉。

父亲从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走到如今的和平年代，对党和国家的一腔热血，始终不曾停息。他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奔波于力所能及的各项事业中，人们尊敬地称他为“献了青春，献白发”的奉献老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父亲在建党90周年，撰写的《心中的党旗永远飘扬》一文中说：“党旗飘扬，指引我前进，从高唱《新四军军歌》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唱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跨过鸭绿江，保卫人民的江山；转业地方后，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走大路上》，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改革开放后，唱起《春天里的故事》，沐浴在新时期的春风里。党旗飘扬，我们勿忘历史，党旗飘扬，我们憧憬未来。”

他经常应邀到各学校和单位做革命传统报告，讲战斗场面，讲生死考验，讲自身经历，用“苦难的国家、苦难的童年；战斗的国家，战斗的年华；幸福的国家，幸福的晚年”和“党旗下成人，军旗下成长，国旗下成家”来概括自己的一生，是一个忠诚于党的事业，永不止步的党的儿子。

一岸秋

五、精神永存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父亲始终如一地坚信党的领导，坚定社会主义的立场，坚持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父亲在战争年代，每逢冲锋，总是不顾生死地往前冲，哪怕面临死亡的考验，他也毫不后退、勇往直前。

父亲经常说：“战争中，成千上万的战士在战役中牺牲，我是幸存者，是火红的党旗重新燃烧起我生命的火花。我跟党走过坎坷曲折的道路，有胜利的喜悦，也有逆境中的困惑，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对党的忠诚永远坚贞不渝。”

由于父亲坚信党的领导，坚定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所以，在建国后的历次路线斗争中，他虽然被打倒或靠边站，但是他严于律己、坚持斗争，一些人在打击他的同时，也敬畏他。尤其是他在担任人民法院院长期间，他坚定地无视人情关，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一些人向他说情，均被他坚决回绝。特别是在处理一些干部子女的案件上，会有来自各种各样的招呼，但他不怕权势，秉公办事。因此，人们尊敬地称他为“一个‘为国南征北战’的勇敢战士，一个‘为民惩恶扬善’的正气官员”。

2011年6月28日，父亲家里来了一批做暑期社会实践的学生，他们来自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他们采访父亲后，带队学生黄思忆写了一篇《肩负国的托付，践行党的使命》的实践文章，她在文中写道：

……

2011年6月28日，我们在新昌县关工委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杜月中杜老的家，进行本次暑期实践活动的第一个红色人物采访。杜老曾参加过多起革命战役，是一个“为国南征北战”的伟大战士；卸去戎装后，他担任了新昌人民法院院长，是一个“为民惩恶扬善”的廉洁官员；退休后，杜老依然活跃于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他担任新昌县关工委副主任、新昌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同时他也是“夕阳红”讲师团名誉团长。杜老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个国家，将一辈子都贡献给了共产党，他曾用“苦难的国家、苦难的童年，战斗的国家、战斗的年华，幸福的国家、幸福的晚年”和“党旗下成人，军旗下成长，国旗下成家”来概括他的一生。从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到如今的和平年代，杜老对党、对国的一腔热血，不曾停息。他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奔波于他力所能及的一切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上。

让我们惊讶的是，有着如此多卓越功绩的老党员、老干部，却一直过着粗茶淡饭的清贫日子。杜老的屋子不大，外室只摆着一张餐桌、一张茶几、一个书柜和几张凳子，布置干净整齐，给人一种朴实之感。杜老有着一头银白的华发，脸上亦有着深深浅浅的皱纹，但是岁月的流逝，只在他历经风雨的身躯上，留下痕迹，并未磨损杜老热情昂扬的心。我们一进屋，杜老便热情地招待我们，他亲切地同我们握手，细心地为我们准备茶点和水果。老人亲切的笑容，慈祥的目光和平易近人的态度，如同一股清澈的泉水，淌过我们每个人的心间，带给我们油然而生的敬意。

……

1990年离休后，杜老理应安享晚年，却依然尽心尽力地为党为地方做贡献。他常说：“一个人的工作岗位可以离退体，但共产党员不能离退休。”这话感人至深。这位八旬老人用自己的行动，彰显了一个伟大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是位令人由衷佩服、爱戴的爱国老党员。

新昌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后，杜老挑起副主任的重担，他希望通过讲史育人教育下一代，把革命精神流传下去。杜老还担任了新昌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作为一位光荣的新四军战士，他把研究宣传新四军历史，传播弘扬新四军精神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杜老通过研究会，组织会员撰写回忆录，编写纪念文章，编辑会刊和纪念专刊，留住红色记忆。

我们在杜老家，看到齐全的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刊《沃洲春雷》，这一本本寄托革命老辈希望的会刊，用淳朴的文字述说着革命年代的故事，教育人们学习党史，缅怀逝去的革命英雄。在工作之余，杜老把关爱送给贫困学生，他宁可自己粗茶淡饭，省吃俭用，也要帮贫困学生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他曾结对资助西山小学吴美虹同学，不仅按照约定支付助学资金，还额外帮助吴美虹家里偿还欠款，买衣服、棉被和学习用品，供给零用钱。

杜老说：“我跟党走过坎坷曲折的道路，有顺利的喜悦，也有逆境中的困惑，但无论在什么情况，我对党的忠诚，永远坚贞不渝。”杜老是一个伟大的战士，是一个伟大的共产觉

员，他将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要位子上，殚精竭虑奉献自己的力量。

是的，父亲不管是在岗时，还是离休时，他经常说“人要知足，知足才能常乐”这样的话，并信奉明朝杰出的军事家、诗人于谦的诗：“绢帕蘑菇与纹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在法院工作期间，时常有人来家里，为案子的事说情或送来物品。父亲总是说明道理，讲明政策，帮助案犯家人端正认识，明辨是非，并婉言谢绝送礼；在单位内部，那怕同事有点小问题，他都会好言相劝，帮助提高认识，改正错误；在对待子女教育问题上，更是严格要求，从不询情，儿子犯错，他同样严厉处罚，一生中，从未为自己的儿女利用职权走过后门。为此，家里兄弟姐妹五人，都在企业做一般职工。甚至兄妹中有人下岗，父亲也不帮着再上岗，大家靠自己的双手，过着一般人的生活。

父亲热爱公益事业，对捐助贫困生和灾区，交特殊党费，他毫不吝啬，总是十分乐意地起带头作用。当有人提议，所住地下司巷属旧城改造，已定下拆迁，建议他回嵊州原籍，审批翻建或新建，均属政策允许的范围。他不但不愿找组织的麻烦，甚至还将老家半间旧房，也送给家里条件困难的侄子。要知道，父亲在嵊州的老家，已属城市规划区。只要他愿意回乡安置，建一幢房，就值300万啊！

很多人，为权为钱奋斗一生，但是父亲从不计较这些。他常说，我是一个幸存者，党与政府已给我一份优厚的薪资，我已十分满意。知足常乐，心底无私，才能无畏向前，走得更远！

从战争时期到和平时期，再到晚年生活，父亲一直以高标准的要求，要求自己，不说空话，只干实事，他一生的成就有目共睹。2019年是建国70周年，绍兴市委、市政府在绍兴档案馆组织大型建国成就展览。父亲作为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功臣，展馆将他的一些纪念物品与主要事迹进行展出。我怀着对父亲的尊敬，特地赶往绍兴展馆观看。

父亲还常说：“对一个干部来说，工作可以退休，但对一个党员来说，一生没有退休。”真如他所言，父亲在离休后，参与新四军研究会义务工作25年。当新昌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后，他又把讲史育人作为自己应尽的义务，不辞辛劳，奔赴城乡，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真事、说真话、动真情”，受到青少年的热烈欢迎，说他是一棵讲史育人的常青树。为老有所乐，父亲还担任老年体协工作，成立老年钓鱼协会，组织老同志放松心情，增进友谊。

平时，只要退休的老同志家里有事，他总会主动上门去询问，帮助解决困难；当有老同志生病住院，他时常去医院看望；当有老同志不幸离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一定会去殡仪馆，送上一程。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不愿停下来休息的人，一心一意想着别人的人。就连家里节日团聚，他也会准备好丰盛的菜饭，买好酒水，供全家享用，自己却滴酒不进，且吃几口就完事，让出位置给家人享用。

父亲的一生，太多的是贡献！只要生命不息，就奉献不止。

一岸秋

六、最后的送别

父亲因“文化大革命”受到冲击，为此心情苦闷，从此开始抽烟。后来，父亲到人民法院工作，常常工作到深夜，所以烟抽得更凶，一天两、三包成为常事。母亲于2013年，病故于肺癌，这与父亲长期抽烟，造成生活环境污染有关。所以，在母亲病重期间，他下定决心戒了烟。但对他自己来说，由于长期大量的抽烟，对他肺部的正常功能，已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2015年，父亲感到呼吸有些困难，去医院住院检查，得知患了慢性阻塞性肺病。从此，父亲每年需要到医院住院治疗，同时，家里也配备了家用氧气机，以改善父亲的生活质量。

2019年6月，父亲突然病情加重。家人急送他进医院治疗，医治了近二十天，病情不见好转，且有加重的现象。在一次痰检中，突然发现四个“+”，这是急性肺结核感染的症状。我们立即请浙江红十会医院专家前来新昌医院会诊，后又送浙江红十会医院治疗。经过治疗，父亲结核感染虽然有好转，但是因年事已高，心肺功能已衰，难以承受长期使用抗结核药，不得不转回新昌县人民医院。不幸的是，父亲于2019年7月13日上午9时50分，终因医治无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92岁。

英雄千古泪相别，河山万里尽呜咽。父亲去世的消息，很快在山城传开，有人失声痛哭，有人赶来与父亲告别，有人写下缅怀父亲的文字……大家以不同的方式，悼念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

县里为父亲举行的送别仪式，灵堂设于殡仪馆，正中悬挂着父亲的遗像，写着“沉痛悼念杜月中同志”几个字，两边挂着“为国南征北战，为民惩恶扬善”的直幅。浙江省总工会、绍兴市委组织部、新昌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县政法委、县老干部局、公安局、法院、新四军研究会、关工委等单位一一送了挽联，父亲生前好友、同事，以及一些不知名的群众，都纷纷前来送别。

副县长、公安局长钱成根致送别词：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共新昌县委政法委原副书记杜月中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7月13日上午9时50分不幸逝世，享年92岁。

杜月中同志，1928年12月出生于嵊县全化村，1944年12月参加革命，194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山东蒲台县委机关党委副书记、嵊县邮电局支部书记负责人、嵊县县委机关党委副书记、嵊县县委党校副校长、儒岙区委书记、新昌县公安局教导员、宁波绍兴地区公安处政治工作负责人、新昌造纸厂主任书记，1973年5月任新昌县人民法院院长，1984年7月任中共新昌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副县级调研员，1990年8月光荣离休。杜月中同志还是绍兴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新昌县第三次、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新昌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杜月中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事业。他出生贫寒，16岁投身革命，加入新四军队伍，成为一名革命战士。在党的领导下，出生入死，奋不顾身，在解放泰安战斗中，勇炸敌人碉堡，被师部评为战斗英雄，在革命工作中立二等功一次，立小功两次。在担任人民法院院长期间，杜月中同志十几年如一日，任劳任怨、脚踏实地、处处带头。全县发生的每一起大案，他都身先士卒、亲临现场，在法院人少事多、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他带领全院干警共同战斗、吃苦在前，年年出色地完成审判任务。他离休后，仍然保持了一名老党员、老干部旺盛的政治热情，担任县公安局老干部党支部书记，坚持一月一次组织生活制度；担任新四军研究会会长，认真研究新四军历史；担任县关工委副主任，重视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多次深入到学校，为学生作传统教育，深得学校师生的赞扬。杜月中同志在工作岗位上，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1987年被评为绍兴市劳动模范，1991年被公安部授予人民警察“一级金盾”荣誉章。

作为一名党的干部，杜月中同志一贯忠于党和人民，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以党的事业为重，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他模范遵守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原则性强，严于律己，为政清廉。他作风扎实，为人正派，热情服务群众，谦虚谨慎，艰苦朴素。杜月中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那种优秀的品德和高尚的情操，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老领导、老干部、老党员而深感悲痛！

杜月中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弟弟杜力伟，作为 家属代表致答谢词：

各位尊敬的领导、长辈、亲朋好友们：

首先，我代表全家人向百忙之中前来与父亲告别的各位领导、长辈、亲朋好友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同时，也感谢在父亲病重期间，对父亲精心救治的新昌县人民医院领导、科室主任及医护人员，感谢在父亲病重期间，前来看望的领导与同事们。

父亲的离去，令我们全家悲痛万分，生前种种，仍历历在目，回想起来，心中难抑悲痛。父亲出生于1928年12月15日，于2019年7月13日上午9时50分，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享年92岁。今天，我们全家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在这里向父亲的遗体作最后的告别。

父亲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机智勇敢，身经百战，从班长、英雄排长到连长、连指导员，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屡立战功。

父亲的一生也是辛勤为政、敬业爱岗、勤劳为民的一生。在建设时期，无论在什么岗位，他都勇于承担，乐于奉献，是和平建设时期的劳动模范。

父亲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廉洁从政、严于律己。从未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与家人谋过私利。也时常教育我们做一个普通的人，做平凡的事，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父亲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金山银山，但给我们留下了一座精神的丰碑：勤劳一生、奉献一生、节俭一生、坚强一生。我们为有这样一位好父亲而骄傲，我们也绝不会辜负您老人家生前的期望，做到团结和谐、勤奋好学、节俭持家。也会谨遵您的教诲，并教育您的子孙们，希望他们长大后，能够成为有益于国家、有益于社会的社会主义建设新人。

生如夏花之绚烂，逝如秋叶之静美。我们亲爱的父亲，您一路走好。

                                                   您的儿子：杜力伟

一岸秋

七、各界寄深情（一）：祭月中

父亲去世后，浙江融媒体以《铮铮铁骨铸忠魂  战斗英雄杜月中走完传奇一生》，绍兴晚报以《留下10多枚军功章，92岁的战斗英雄杜月中走了》、澎湃新闻以《浙江籍战斗英雄杜月中逝世，曾在抗美援朝战场阻击美国王牌军》《灯塔——党建在线》也进行了专门的报道，人民在网络上，对这位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表示敬意，宏扬与传承。

病重期间，父亲最大的愿望，是能坚持到十月一日，那是国庆70周年，他希望能亲眼看到祖国的强盛，人民解放军的日益强大。在病中，他模糊地回忆起淮海战役，连续用了五个“啊”字：

啊～高举军旗一路冲锋，死了多少战士！

啊～不容易，从小米加步枪，到现在有强大的海陆空！

啊～在战场上没死，走了92年人生，感谢党的关怀！

啊～祖国建设日新月异，人们生活幸福美满！

啊～希望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向建国70周年敬礼！

父亲没有遗嘱，这大概就是他一个无私无畏、奉献一生的老战士心底的嘱愿吧。为此，一个不知名的王姓老师，为父亲写诗作祭：

《祭月中》

作者：王老师

湿渌渌的雨水

张扬着万物生命

花蕾与果实同存

而你以九十二个春秋

离开了这片熟悉的土地

以及四十三万人民

杜院长您的一生

与身俱来服务人们

接受了战争的洗礼

抗击着犯罪的行为

以鲜红的血色

告戒与维护正义之声

共产党人不是镶金嵌玉的

形象冠名

共产党人恪守的是人民的

勤务员，螺丝钉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反腐倡廉

与时俱进

您做到了

还在离休后

仍时刻奉献力量

作出孜孜不倦的爱心

值此我们寄与深情

杜院长

您走好

您慢走

我们继承您的事业

再拼搏

立新功

父亲，您一路走好！我们晚辈一定牢记您的教导，继承您的遗愿并教育好下一代，做一个诚实、守信、有为、孝道的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新人。

一岸秋

八、各界寄深情（二）：无限情思寄月中

作者：俞百忍

英雄安卧在鲜花丛中，

哀乐低回、挽联如雪，

“为国南征北战，为民惩恶扬善。”

这是您一生的总诠！

灵前奉供的红莲，

昭示着您的初心和清廉。

那熠熠生辉的军功章，

镌刻着您对新中国的奉献！

您忧国忧民十七岁参加新四军，

“许岙战斗”、”鄞江桥之役”浴血疆场，

在抗日烽火中加入共产党，

您说：“从此我在党的怀抱中成长……”

在解放战争中——

您攻打泰安城、孤胆蹚河、勇炸敌堡，

您是司令员嘉奖、官兵们崇敬的战斗英雄！

为了新中国，您劳苦功高。

“雄纠纠、气昂昂”、您参加抗美援朝，

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吃的是炒米和雪花。

在黄草岭把美帝王牌军打得嗷嗷直叫，

还朝鲜一片净土，赶走了野心狼。

回国后，您卸去戎装，

不居功、不自傲，

执掌起法律的战刀，

为民伸张正义，

您手中高擎执法如山的红朱笔，

给犯罪分子以沉重打击！

光荣离休后的您仍马不停蹄，

每天清晨在风景区游步道上清扫拉圾，

二十几载寒暑易节、您都不曾停息，

那是一个老党员不忘初心的足迹！

光荣离休后的您，又扛起铁军精神的大旗，

带领团队挖掘、抢救、传承红色记忆，

您奔波于社区、学校、为下一代不遗余力，

帮困助学、慷慨解囊、在所不惜。

子女和好友劝您保重身体，

您总是说：“我的生命是党给的。”

如今老英雄昼夜跳动的红心得到安息，

伟岸的身躯复盖着鲜艳的党旗。

老战友支着拐杖在灵前向您致意，

受您救助过的学子在低声抽泣。

如今老英雄您驾鹤西去，

您是耸立蓝天的高山，

您是四季常青的青松，

您是新时代不倒的战旗。

我们晚辈向您致敬，向您看齐，

每当月朗风清夜，仰望星空，长相忆！

                      于2019中秋

一岸秋

杜老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机智勇敢，身经百战，屡立战功。1946年6月被华东野战军授予“战斗英雄”。1951年，杜老在朝鲜庆功宴与总结会中，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最高荣誉证书。

杜老的一生也是勤劳为政、辛勤为民的一生。在和平建设时期，无论在什么岗位，他都勇于担当，乐于奉献，1987年12月被绍兴市人民政府授予“劳动模范”。

杜老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他廉洁从政，严于律己，从未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与家人谋过私利，也时常教育子孙后代，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做好每一件平凡的事，做一个踏踏实实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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