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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一岸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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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连载|从平凡少年走向战斗英雄:记我的父亲杜月中(纪实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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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姥大学硕士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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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23 21:10:45 来自手机 | 只看该作者 来自:浙江省
一岸秋 发表于 2021-06-20 18:10
和作者是发小啊,代作者向您问好。

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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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姥大学硕士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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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23 21:11:39 来自手机 | 只看该作者 来自:浙江省
一岸秋 发表于 2021-06-20 18:10
和作者是发小啊,代作者向您问好。

我们当年都在红色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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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姥幼儿园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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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23 21:50:26 来自手机 | 只看该作者 来自:浙江省
原来小杜还有这样好的文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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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姥中学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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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6-24 22:14:16 | 只看该作者 来自:浙江省
2吕吕 发表于 2021-6-23 21:50
原来小杜还有这样好的文笔

嗯嗯,深藏不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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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姥中学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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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6-24 22:15:01 | 只看该作者 来自:浙江省
辫子粗又长 发表于 2021-6-23 21:11
我们当年都在红色路小学

你们都是城里人,以前是我们羡慕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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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姥中学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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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6-24 22:18:06 | 只看该作者 来自:浙江省
六、攻占泰安
那时,泰安盘踞着伪军宁春霖的部队。他投降日军,制造“无人区”,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泰安人民对他恨之入骨,到处传唱着他的恶行:“宁春霖是个老中央,鬼子来了把汉奸当,见了鬼子磕头如捣蒜,见了百姓如虎狼……”日本投降后,他们摇身一变成了“国军”。

1946年1月初,我三旅奉命攻打泰安,顺利地攻克了火车站和西门大街大部分地区。1945年10月,国共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决定1月10日开始停战,军调小组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派代表组成。因停战令下达,泰安西门城外未完全攻克。

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在中原云集,包围我新四军五师李先念部。类似“皖南事变”的危急时刻,周恩来同志多次交涉没有成功,他们还是围攻新四军五师。至此,中原战火爆发,“双十协定”也被国民党破坏。

新四军在战略上配合李先念部队突出重围。新四军命令一纵各旅在津浦线出击,以减少国民党军队对我第五师的压力。一纵二旅进攻大坟口,一旅和三旅进攻泰安城,参战的部队三旅八团、九团主攻西门,西门是敌人防御的重点;一旅一、二、三三个团,担任攻东门和南门,北门为地方部队,主要是防敌人向北门迎窜;6月7日,三旅七团派往泰安北面担任阻击济南伪军南下增援泰安的任务。战斗开始后,八团、九团先在西门处开展巷战,逐巷争夺,战斗了一昼夜,终于清扫了城外的伪军。

这时,父亲已在九团一营三连担任副排长,与兄弟部队一起攻打西门。10日总攻开始,炮兵选择炮位后,首先对城墙上用钢筋水泥砌成的碉堡炮击。在轰隆隆的大炮声中,西南碉堡楼塌了,接着西北最高的碉堡楼,也被打得满身大洞,城墙上的火力点被毁成哑巴。在轻重机枪猛烈攻击和掩护下,城墙上的火力点减弱。冲锋号吹响了,“冲啊!杀啊”的喊叫声响彻云霄。

父亲晚年回忆说:“兄弟部队向西门发起主攻,西门有多条河汇入,河水很深,宽有三十米左右,河上有一座桥。宁春霖伪军在桥头建有桥头堡,架着机枪。主攻部队的战士奋不顾身,连续几次冲锋,都被敌人的机枪扫射,伤亡惨重。我们排的任务虽然是配合进攻,没有主攻任务,看到战友们一次又一次地冲锋牺牲时,心急了。我观察到敌人的机枪,往桥上冲锋的战友扫射,没有注意封锁河面的情况。未曾请示上级,只身从河面涉水渡河三十余米,快速地连续往碉堡的弹孔中塞进两个手榴弹,敌人的机枪被打哑了,战友们冲过了河。但围墙内的敌人还在顽抗,我又冲过去,往碉堡后的围墙里,投进两个手榴弹,终于打垮了敌人。”

敌军在我军猛烈的炮火攻击下,被迫投降缴枪。这次战斗,俘虏了敌人60多名,缴获机枪30多挺,步枪30多支。击溃了守在城西桥上的敌人,后续部队冲进泰安城。东门、南门也在兄弟部队战友们的猛烈攻击下,顺利攻入泰安城。

整个战役全歼伪军宁春霖部四千余人,伪军头目宁春霖,率少数随从,从战前秘密挖出的地道,向东北方向逃窜。

战斗结束,于1946年6月初,父亲所在的连有排长熊国华,二班的汪小富和父亲三位同志被评为“战斗英雄”,父亲实现了要成为“战斗英雄”的愿望。
这次战斗,我军牺牲了不少同志,遗体放在西门营房。战友们给他们洗净血迹,盖上白布,有关首长不断向烈士们的遗体告别悼念。这次牺牲的烈士,嵊、新、奉同志较多。因为三营原是嵊、新、奉大队改编,六连原是新昌大队改编,一营主要成员是四明山起义的绿林好汉。所以九团副团长王鼎山,他带领家乡兵一同去悼念。他买来香火,眼含热泪,向每一个烈士鞠躬告别。

为悼念这些英灵,1946年6月26日,驻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旅党委决定,在泰安县城,建立革命烈士纪念碑。选址在泰山之麓,斗母宫旁。由泰安车站工务处设计图纸,地方政府施工,由谭启龙等题词,何克希撰写碑文:
烈士纪念碑志
新四军一纵三旅,原系浙东抗日纵队。过去驰骋浙沪,转战四明、会稽,直至日寇无条件投降,伟大抗日民族战争胜利结束。受降开始,我淞沪浙东健儿,为贯彻党和平民主建国方针,继念相忍,为国至意,毅然撤至山东。期间,经过钱塘、黄埔、长江诸大河,沪杭甬、陇海等铁路,公路则难以数计。迭突重围,历尽艰险。澉浦之战,粉碎了反动派袭澉阴谋;沪郊屯兵,摇撼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恶梦。泰安攻城,三日得手,民间传为奇谈,前未曾有。
此役,由于我党教育全军,对人民应尽其全忠全孝,以全心全意服务人民,而烈士忠魂正宜不朽。在民族抗日战争与反内战自卫战争中,我全体指战工作人员伤亡以千百计,因特将烈士英名勒诸于石,所以志不忍忘,以策来兹。
国家多难,好战分子竟掀起惨痛内战,美国新式械具,正用于屠杀自卫人民,伟大的人民解放事业,尚有待于我辈之最大努力。泰山,往昔用示统治地位永存,而今而后则更象征人民不朽,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牺牲的烈士们精神不死!
                                   
何克希题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一日建立
泰安革命烈士纪念碑说明
革命烈士纪念碑,是1946年为纪念同年夏初第一次解放泰安城时光荣牺牲的新四军一纵三旅烈士们而建的。它记载着一纵三旅转战南北英雄革命斗争的实际,为人民解放事业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们的英名,将永远与泰山长存。
                                              何克希补记

烈士纪念碑立于泰山之麓,人们自泰安步登岱岳,途经斗母宫,可以止足瞻仰,千载流芳。

父亲离休后,一直有重回自己战斗过的地方看看的念头。2008年5月25日,年过八旬的父亲,为了了却心愿,去泰山拜谒当年跟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

一早,他登山来到万仙楼后的革命烈士纪念碑。站在老首长何克希题写的纪念碑前,看着刻在上面的战友们的名字,回想起当年在泰安奋战的岁月,父亲抑制不住心头奔腾澎湃的情感,当场失声痛哭。他一边哭一边说:“牺牲的战友太多了,他们都是我的战友啊!现在都已经不在了。”看到此景,周围的市民围拢过来,了解来龙去脉后,都纷纷流下眼泪。

在离开革命烈士纪念碑的路上,他对身边人说:“有生之年,来看看这块碑,是我最大的心愿。今天,终于圆了我六十二年的梦,我满足了。”

五岳之首的巍巍泰山,傲立在苍穹之下,为泰安解放作证,为革命烈士作证,为革命英雄作证!

是啊!一个征战南北的老战士,没有向党、向政府提过一点要求,一心一意为党为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一生的最大愿望,是看一眼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以此缅怀牺牲的战友。如此革命情怀,怎么能不叫人油然而生敬意呢?
在解放泰安的同一年,大约七八月份。父亲所在部队奉命向胶济进发,攻打驻扎在章丘县文祖镇的顽八军某部。父亲所在一营的任务是攻打文祖镇的一个制高点。先是由一连发起连续两次的进攻,第一次是黄昏,第二次在半夜。敌人凭借制高点与猛烈的火力,力克我军。在拂晓时分,我军发起第三次进攻,营长徐志达命令三连一排,紧密配合攻占山头。

听到第三次冲锋命令,父亲带领战士们勇敢地冲上去。先用手榴弹掩护前进,接近敌人时,双方用刺刀拼博。在厮杀中,我军冲上制高点后,迅速放火,焚毁了敌人的帐篷。稍远处的敌人,发现制高点被我军占领,就向这个山头开炮。在敌人不断的轰炮声中,父亲不幸被炮弹碎片击中,当场昏死过去。

待父亲苏醒时,他已经躺在担架上。原来父亲被炸昏后,同志们在清理牺牲烈士的尸体时,发现他还有呼吸,大家才把他抢救出来。父亲没被炸死,实属命大,击中他的炮弹碎片,刚好弹在他带在腰部的子弹带上。这一挡,弹片的杀伤力大大降低,才逃过一劫。

与父亲一起被评为战斗英雄的排长熊国华和汪小富,两个战绩卓越的战斗英雄,却没有他幸运,在这场壮烈的战斗中,不幸牺牲。当时,大家以为父亲也在战场上阵亡,消息传到后方时,说三个战斗英雄都牺牲了。

父亲因在章丘战斗中受伤,在卫生队治伤。伤愈后,父亲被调至纵队教导团培训班学习。他一边学习,一边自觉帮助伙房劳动,并且接受侦察任务。同年7月,孟良崮战役期间,父亲在教导团学习认真,工作积极,并出色地完成侦察任务而荣立二等功,立功评语为“战斗是英雄,学习是模范”。

1968年“文革”期间,父亲在新昌公安局上班。城南乡银地山村一个叫陈相挺的人,进城办事,看到街上挂着公安局造反派所写“打倒顽固不化走资派杜月中”的大幅标语,就去公安局找父亲。父亲正与当时的县委书记一起,被带去乡下接受批斗,故未曾碰面。

陈相挺留下条纸:“杜月中同志,你是不是九团一营三连的杜月中?我在后方休养时,听说我们连三个战斗英雄都牺牲了。如果是你,下次我再来拜访你。”

父亲得知此事后,设法和他取得联系,两人见了面,非常亲热,后来一直保持来往。此后,父亲为陈相挺落实军人优待政策,并一直关心他的生活,直到陈相挺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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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姥大学博士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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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24 22:32:40 来自手机 | 只看该作者 来自:浙江省
想看杜老在泰安跟国民党72师战斗的回忆录,三五支队进入苏北后,在四六,四七两年艰苦卓绝的战斗中在,幸存下来的老战士是少之又少,特别是解放泰安的战斗三五支队是主攻,在泰安狭窄的街道上,三八大盖碰上汤姆逊,损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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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姥大学博士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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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24 22:34:53 来自手机 | 只看该作者 来自:浙江省
当时三五支队出去的浙东各县的老战士,经过三年解放战争后还活着至少县团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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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6-25 22:26:03 | 只看该作者 来自:浙江省
xuya1205 发表于 2021-6-24 22:32
想看杜老在泰安跟国民党72师战斗的回忆录,三五支队进入苏北后,在四六,四七两年艰苦卓绝的战斗中在,幸存 ...

坛友比较了解这情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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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姥中学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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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6-26 17:42:28 | 只看该作者 来自:浙江省
七、窑湾追击战

参加解放泰安后,父亲接着参加了宿北战役。宿北战役于1946年12月13日,我华东野战军第一、第二纵队和第七、第八师及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等部共24个团,还击由宿迁出动的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师与整编第十一师。作战中,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21530人,其中俘敌13360人,毙伤8170人,我军自身伤亡10000余人。宿北战役是华东战区一个转折点,华东战场从前沿逐步转为纵深,正面战场逐步收缩,兵力也随之集中,歼灭战的规模也逐步扩大。

父亲在回忆宿北战役时说:“1946年12月15日,我华东一纵九团一营,奉命于15日从陇海铁路北上,强行军赶至作战区,与八师由西北向攻击,并插至敌整编第十一师师部所在地曹家集附近,歼其工兵营和骑兵营大部,迫敌十一师全线后撤,切断了敌军整编第六十九师向宿迁的退路,以及同第十一师的联系。同时与兄弟部队一道,完成了在宿北地区对敌六十九师的分割包围。”

16日发起围歼攻击,父亲所在营由西向西北,与我军七师十一旅从北向南,在高家洼、傅家湖等地先后围歼敌军六十九师六十旅。父亲所在营继而转向东,在苗庄与敌军四十一旅展开激烈战斗。

由于预先不知道苗庄的敌情,加上在高家洼、傅家湖等地对敌的围歼,我军伤亡惨重。当我军占据有利地形实施攻击时,才发现敌人有一整个旅的兵力,武器装备精良。战役打得非常残酷。

18日晚,我军组织了三次进攻,由于敌人火力凶猛,我军损失惨重。战斗到第三天天亮,当部队退出战场时,营长和连长都牺牲了,指导员腿部被打断。一个连冲锋上阵,撤下来后,只剩一个班。

陈山是营政委,指挥父亲掩护撤退。几次冲锋下来,父亲的排没有兵了。一连还有两挺机关枪,政委命令,由父亲组织两挺机枪,把敌人压下去。军令如山,父亲把生死置之度外,指挥两挺机枪手,压阻住敌人的火力,朝着政委大喊:“政委,赶快撤退。”政委等人撤退后,父亲迅速指挥两挺机枪手,轮流边射击边后退,才退到安全地带。

为消灭苗庄的敌四十一旅,当苗庄敌军组织四路纵队在坦克掩护下,再次向我军阵地进攻时,我军后续九纵、七师分别从东、北、西合力进攻敌四十一旅,在我军付出惨重的代价下,终于将其全军歼灭。

参加宿北战役后,父亲又参加了鲁南战役与莱芜战役。这三次战役,使华东部队初步取得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对日后华东战局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父亲也在这几次战役中,得到锻炼,并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

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人民解放军在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内,进行为期三个阶段的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华东野战军主力围歼黄百韬兵团于碾庄地区,阻击华中来援之敌黄维兵团,中原野战军攻占宿县,阻击蚌埠之敌北援,孤立徐州之敌;第二阶段,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全歼黄维兵团于双堆集地区,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陈官庄地区,包围西逃的杜聿明集团,并追歼孙元良兵团;第三阶段,华东野战军全歼杜聿明集团。

整个战役历时65天,歼敌一个总部的前进指挥部,5个兵团部,22个军部,56个师,共55万余人。这次战役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使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南京,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1949年11月4日,粟裕发出《淮海战役攻击命令》。华野十七个纵队按攻击命令,于11月5日晚,隐蔽进入鲁南邹县、藤县、临沂一线的预定位置。我中原野战军则从徐州西南面,威迫徐州,以牵制和吸引徐州以西的敌人。

1949年11月6日,华野和中野几十万大军,按照造成围攻徐州声势的部署,在同一时间,从四面八方向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伟大的淮海战役打响了。

担任围歼黄百韬兵团的11个纵队,分四路出击。华野司令部率主要攻击部队,一纵、六纵、九纵与特种兵纵队,从临沂地区南下,直扑新安镇。国民党军队的防守部队,在我军出其不意的攻击面前,惊慌失措,纷纷告急,都说受到了解放军的主力攻击,要求增援。

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清楚地意识到,一旦大战开始,自己远离徐州,有被分割消灭的危险,所以立即部署所属各部撤出新安镇,向徐州靠拢。 我军考虑到,如果等黄百韬兵团一旦靠近徐州,想分割歼灭它就很难了。

在千钧一发之际,我指挥部一边上报中央军委,一边令山东兵团,迅速插向徐州。在东大许家与曹八集地区,截断黄百韬兵团退路。其余部队沿途追击,不惜一切代价,追赶黄百韬兵团。
一时间,陇海铁路两侧的华野指战员如两股狂潮,南北呼应,向西方呼啸而去,勇猛地追击敌军……
在歼灭黄百韬部的战役中,一纵七团父亲所在、九团奉命攻打窑湾镇内守敌。部队跨过陇海线,迅速猛追。于10日在窑湾镇,追上渡运河西撤的黄百韬部六十三军,两军展开激战的战斗。

父亲在九团一营担任排长,战前连指导员作动员,鼓舞士气。父亲将三个班的一班编为突击队,突击队中设突击组。突击组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成,他担任突击组组长。他对大家鼓气:“祖国胜利的曙光已在前头,敌人在走下坡路,共产党员一定要冲锋在前,一定要把窑湾这仗打下来。”

战役开始,七团负责主攻。当我军从战壕里冲出时,敌人用重机枪猛扫,七团一个连,上百战士死亡。九团顶着火力接着往前冲,踩着战友们阵亡的尸体,重进城内,终于将敌人守军击溃,部分残敌往运河方向逃窜。

父亲回忆说:“11日,我团打进南门,并向西南追歼残敌。我排追到河边,看见一只船上有十多个国民党军人准备逃跑。我们在岸上叫敌人把船摇过来投降。敌人不听,我们就用机关枪扫射。结果船被打翻,敌人掉入河中,大喊‘救命救命’。有的被水冲走,有的被救上来,其中一个是团长。船老大是当地的一老百姓,他的老婆也被水冲走了,只留下七岁的小孩儿在伤心地哭,我们对他进行了安抚。救上来的人衣服都打湿了,天很冷,我们给他们找来干的衣服,帮他们生起火,让他们把衣服烤干。战时,还见到一些国民党官兵,跳入运河想逃跑,结果被河水冲走了。还有些老百姓怨恨国民党部队,将受伤的国民党士兵抛入河中,我们上前劝阻。后来,我们将俘虏的团长交给师部,将国民党伤员全部送往医院。”

窑湾战斗胜利结束,歼灭敌六十三军2个师,5个团,共13700余人。12日拂晓,六十三军军长陈章,在逃渡运河时被击毙。这次战斗,创造了解放战争以来,我军应用急袭法,并死死咬住西撤的黄百韬兵团,创造了以一个纵队歼敌一个军的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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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6-26 17:43:42 | 只看该作者 来自:浙江省
八、碾庄围歼战
几乎在奔袭窑湾战争的同时,我中央军委命华野十三纵联络部长杨思德,前往第三绥靖区,向中将副司令何基沣传达党中央的指示。何基沣是个传奇式的的人物,卢沟桥事变时,他率军队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为寻找中国抗日的出路,他在武汉找到周恩来,北上延安,见到毛泽东、叶剑英,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淮海战役的关键时刻,他成功策反张克侠(中将副司令)。何基沣带领所属五十九军和七十七军约2.3万人,在前线宣布战场起义。11月8日,国民党北线何基沣、张克侠起义,使我华野部队向西南长驱直入。华野大队人马快速通过津浦路运河铁桥,冲向碾庄,形成对黄百韬兵团的正面围攻。

与此同时,我华野部队迅速出击,抢占曹八集,截断敌人西撤的企图。曹八集是陇海铁路旁的一个重镇。黄百韬兵团先头部队,一〇〇军四十四师抢先赶到曹八集,与我军先头部队狭路相逢。两军相遇,来不及展开队形,就地展开激烈搏杀。经过多轮攻守,我后续部队源源不断投入战斗,很快攻入曹八集,同守敌展开巷战。

11月11日,我华东野战军十三纵队向曹八集发起猛烈攻击,终于占领了曹八集,全歼敌四十四师,截断敌人西撤的退路。黄百韬兵团由于种种原因,失去了两天时间。在这两天中,我华东野战军各纵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攻追击,穿插迂回,形成以碾庄为中心,把20几个村庄合围。

碾庄的工事是李弥兵团留下来的,防御工事比较坚固、完备。黄百韬兵团进入碾庄后,又进行加固。外层有村寨,内层有两道圩墙,两道水壕,有明暗碉堡,密集交叉的火力网,还有蜘蛛网般的交通壕。

11月12日晚,在华野统一指挥下,多个纵队同时展开猛烈进攻,可是接连失败,伤亡很大,进展甚微。14日,华野司令部决定前沿部队攻击暂停,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为减少伤亡,我军指挥部决定改变攻击方式,改运动战为阵地战,一口一口地啃掉敌人。在新的战术原则下,我军展开地下作业,隐蔽却无法抵御地向敌人阵地挺进。

11月19日22时,我军对碾庄守敌实施总攻。先用炮群对碾庄地区,实施半个小时的轰击,数万发炮弹,落在这座200户人家的村庄上,村庄变成平地。冲锋号吹响了,我军战士勇猛地从四面八方扑向碾庄。敌人拼死顽抗,机枪、手榴弹等武器,劈头盖脸地朝战士们袭击。攻击部队一片片倒下,但我军后援部队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战士们前赴后继,奋勇向前。

父亲所在连也同时向碾庄冲击,事先埋伏在战壕中的战士们,突然跃出,毫不犹豫地跳入3丈多宽、齐胸深的壕水中。一部分战士迅速架起浮桥,准备越壕作战;一部分战士搭人梯往上爬,互相配合,压制敌人的火力。部分战士牺牲在水壕中,其他战士继续前进,没有后退,直扑对岸,与敌人展开拼刺刀肉搏战。随我军大部队的跟进,迅速突破敌军第二道防线围墙,冲入碾庄中心区域。

至20日凌晨,我军攻击部队突破碾庄的南门和西门,战斗进入白灼化程度,双方逐条堑壕,逐条街巷,逐个院落争夺。最后全歼黄百韬兵团司令部和二十五军及守敌,胜利攻占了碾庄,并乘胜追击黄百韬残部。

从11月11日至22日,我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精密配合下,全歼黄百韬兵团四个军,10万余人,黄在绝望中开枪自杀,我军取得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

在这第一阶段,父亲所在的一纵,在窑湾胜利完成歼敌六十三军后,奉命西进,迅速渡过运河,加入碾庄的战斗。

父亲回忆说:“在碾庄的战斗中,我的娘舅高火钱壮烈牺牲。他是大明市村人,比我大十多岁,是九团二营班长。还有九团二营四连二排长胡文光牺牲了,胡文光是位战斗英雄,这个排因此也被称为胡文光英雄排。我在战场上受命去担任这个英雄排的排长,团首长对我说:‘你是战斗英雄,一定能把英雄排带好。’他们都是我的亲人和战友,我感到任务光荣而艰巨。”

就在黄百韬兵团败亡已定的时刻,淮海战役总前委围歼黄维兵团的构想已经成熟。为解救黄百韬兵团,蒋介石命黄维不顾一切,孤军向西北冒进。我军做出由中野四纵在南坪集摆出全力阻击的态势,然后主动后撤,放黄维过浍河,然后以四纵在浍河北构筑一个袋形阵地,一、二、三纵在西,十一纵在东,六纵在南,黄维一过河,就扎紧口袋的战略部署。

22日,黄百韬阵亡,原拟北犯的李延年兵团迟迟不敢脱离蚌埠。而黄维兵团在蒋介石严令下,发动全线猛攻,先头部队突过浍河,逐渐进入我军预定的口袋形阵地。此时,黄维兵团周围已出现了大量的解放军。

黄维发现中计,决定趁东南尚未发现共军主力,星夜往固镇转移,企图与李延年兵团会合。但是时不我待,敌十八军和十军已和解放军展开激战,胶着难分;十四军和八十五军也被从顺浍河横插下来的中野部队,截住了后路。

在解放军猛烈攻击下,黄维兵团且战且退,黄维兵团终被我解放军,合围于宿县西南的忠文集、王朱庄、马家楼、双堆集地区。

蒋介石为挽回败局,实施其与解放军的“徐蚌会战”,命徐州方面向符离集进攻,第六兵团及十二兵团向宿县进攻,南北夹击,打定徐蚌线的计划。

11月25日,邱清泉兵团和孙元良兵团在步、炮、战车的配合下,开始向南进攻。华东野战军英勇顽强,对南犯敌人给予迎头痛击。双方逐村争夺,反复冲杀,战况异常激烈。

父亲在回忆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中写道:“自11月22日到12月15日,我华野部队在徐州以南,津浦路两侧50公里宽大的正面上,阻击企图南进之敌。我一纵队在旧黄河南岸的水口地区,连续打退敌人邱清泉部七十军的六次进攻,我军全线阵地屹立未动。”

杜聿明集团也按计划,组织兵力进攻了二天,但在解放军纵深坚固的阻击阵地前,屡攻屡挫,一筹莫展;而在固镇地区的李延年兵团,也奉命向宿县进攻,以策应被围的黄维兵团作战,遭我军猛烈反击,向蚌埠退逃。

此时,蒋介石四面楚歌:命黄百韬碾庄待命,黄百韬碾庄被歼;命邱清泉东援,其东援受阻;命黄维援徐州,中途被困……

蒋介石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命徐州部队南撤,放弃徐州,等撤到蒙城一带,再解黄维兵团之围。敌三十万兵团仓皇南撤,如果让杜聿明南逃,撤到淮南,我军淮海战役目标就难以完成。

于是,总前委命我军趁势追击,我华野、中野追击猛截。正当杜聿明集团向东南突进解救黄维时,华野各路大军陆续云集萧县、永城、砀山三角地带,步步压缩敌人,将杜聿明集团,合围在徐州西南一百多里的陈官庄地区,形成淮海战场上的第三个包围圈。期间,敌军多部队,多兵种组织突围,均被我解放军顽强抗击,并相继消灭了孙元良兵团,重创了邱清泉。但敌人还拼命组织反击突围。

为避免旷日持久的战斗,在合围敌人两个重兵集团时,我军前委决定总攻方针,先敲掉黄维较易的兵团,再集中兵力围歼杜聿明的兵团。

12月5日,总前委下达对黄维兵团总攻的命令。12月6日4时30分,总攻在猛烈的炮声中全线展开。中野在艰苦的阻击战到发起总攻,已伤亡两万余名将士,但整个部队响应刘、邓首长“打下黄维、直捣南京,解放全中国”的决战号令,将士们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在激昂的冲锋号声中,奋勇攻入敌军阵地,拉开与黄维兵团殊死决战的序幕。

为避免伤亡,各纵队纷纷展开近迫作业,挖出道道壕沟,进攻时神出鬼没地从地下一跃而出,打得敌军措手不及。

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打得正激烈之时,蒋经国率战军团赶到蚌埠,并全线北上救黄维,向解放军的阻击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担任正面阻击的我军华野六纵,殊死决斗。随华野十一师与地方增援五个团的陆续抵达,一一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并采取火烧,爆破等手段,打得敌军坦克不能动弹,威力大减。

为迅速解决黄维兵团,华野以三个纵队兼程南下,加入对黄维兵团的围歼。从12月11日起,我军30万大军步步紧追,追赶黄维兵团数万残部。战至15日夜,我军将突围的黄维兵团残部全部歼灭,俘获兵团司令黄维,消灭敌人12万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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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解放上海
杜聿明得知黄维兵团被歼,顿感危机来临。他被围在陈官庄一带方圆10余里的地区,打不出,走不了。30余万国民党军粮草断绝,生命系在飘飘忽忽的降落伞上。

父亲于2009年12月20日,在新昌县新四军研究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回忆说: “1948年11月30日,杜聿明集团30万人弃徐州南逃,被我华野各部截住,围于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地区。12月16日,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开始,我华野部队奉命围而不打,转入战地休整,同时对敌展开强大政治攻势,敦促杜聿明投降。饥寒交迫的敌人,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包围圈里的敌人不断向我军投诚,其官兵整连整排投向我解放军。在我排所守的阵地上,有一天,白天跑过来3个,到了晚上成批跑过来。同一个人,同一支枪,经过政治教育,就成为了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我们的部队一天比一天壮大。”

1949年1月6日,我华东野战军向敌人发起总攻,只见万炮轰鸣,震撼着纵横数十里的战场,无数炮弹爆炸的火光,像万朵红花,染红了漆黑辽阔的淮海战场。

父亲为二排“胡文光英雄突击排”排长,奉命攻打临时飞机场边的3个碉堡。临时飞机场是敌军在解放军的合围之下,外运伤员,以及向外救援粮食、弹药的主要通道。

1月9日夜,在攻下2个子堡后,最后攻打母堡。父亲正率战士们冲锋向前时,突然,感到左臂一阵剧痛,原来敌人的子弹击中了左臂。手指上黏糊糊的,也没想到是血流出来,仍继续冲锋。直到战斗结束,因失血过多,人虚脱,不能走动,战士们才用担架,把他抬到团部医疗队,取出子弹,也因此被评为“二等乙级伤残”。

同时,混乱的敌人机场也被我军智取。一纵二师六团五连指导员、战斗英雄周文江,经过观察,趁着敌人机场的混乱局面,带着两个班18人,穿着缴获的国军服装,进入机场。因为天黑,进入机场后,里面人挨人,人碰人,非常拥挤。又因为他们身着国民党军服装,所以没有引起敌人的怀疑。

周文江一行人向机场纵深走了100米许,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停下来。突然,他从口袋里拿出哨子,吹起来,并且大声喊:“集合,集合!”敌人不知道他是谁,听到哨声,纷纷向他靠拢,一下子集合了150人, 其中有七八个人牵着马。周文江命令班长:“带战友们去吃饭。”一听有饭吃,这些人跟着我军人员,过了桥,到团部专门为俘虏接待吃饭的地方。当他们发现这是解放军部队时,已经来不及逃走,就被缴枪吃饭。当然,关键是他们看到国民党部队大势已去。

由于周文江周密的计划,国民党部队重兵把守的机场,就这样没放一枪一炮,就被华野部队控制了机场,彻底断绝了杜聿明的外逃之路,以及与外部的联系。

在我军强大的攻势面前,杜聿明集团兵败如山倒。我军仅用90多个小时,全部歼灭包围圈里的敌军,淮海战役第三阶段胜利结束,共歼敌26多万人。这次战争下来,敌军大部被消灭,蒋介石的徐州“剿总”也宣告结束。杜聿明被俘,邱清泉在战场上被击毙,敌高级将领除李弥一人逃脱外,全部被俘。

新中国胜利的曙光已经出现!

淮海战役后,父亲顾不得在攻打机场时受得伤残,立即归队,随后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的战斗。

国民党军长江防线被突破后,其京沪杭警备总部所属部队5个军在郎(溪)广(德)山区被歼灭,其余大部窃据上海。连同松沪警备部队8个军25个师20余万人,在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直接部署下,企图依靠上海长期筑成的永久工事继续顽抗,抢运物资,掩护战略撤退,并准备大肆破坏城市,阴谋挑起国际事端,促使帝国主义武装干涉。

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根据渡江战役的发展情况,决定以第三野战军夺取上海,以第二野战军位于浙赣线休整,作为战略预备队,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1949年5月8日至27日,我华野几十万大军在粟裕的直接指挥下,解放了上海。此役国民党投降,伤亡15.3万余人。共产党军队伤亡3.17万人,并接管了上海。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并将1949年5月27日,作为今后每年的上海解放纪念日。

根据中国共产党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九兵团的命令,父亲所在部队第二十军在结束上海市区的战斗任务后,立即部署警备上海的工作,以保障上海新政府接管城市工作的顺利实施。父亲所在六十师负责常熟、徐家汇、龙华三个区的警备,并有两个营的机动兵力作为全军警备工作的机动力量。

1949年7月6日下午,为纪念七七事变,庆祝上海解放,上海军民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游行、大示威、大阅兵。

父亲回忆这次阅兵时,异常激动,他说:“这天,黄浦江水碧如蓝,天气晴朗,十分炎热。下午4时,浩浩荡荡的阅兵队伍出现在广大市民的视野中,行在列前的第一辆汽车,鲜红的布幔上缀着白色的大字‘纪念七七,庆祝解放,上海市军民联合大游行’。随后映入眼帘的是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巨幅画像。接着看到的是解放上海的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军旗,后面是游行队伍的总指挥车和载满警卫连战士的车。井然有序的战车部队、装甲车部队、机械化工兵部队、榴弹炮部队和高射炮部队等徐徐驶过主席台。300余辆大卡车的摩托化步兵行进过后,五彩缤纷的上海各界社会团体彩车,红旗如海,欢声涌动,围观群众情绪激动,振臂高呼‘人民解放军万岁’,‘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中国去’等口号,声音震耳欲聋,场面盛大,激情澎湃,空气如同达到沸点。是啊,战争胜利了,上海解放了,人民怎么能不狂欢呢?”

父亲在回忆这次阅兵时,尽管已92岁高龄,身体也不怎么好,但他还是难以平静。他说:“两辆车编为一个排,车上配备两挺机关枪,两边各一个机枪班,后面的车也一样配置。担任连长的我,坐在警备连的车上,指挥着这些车。车行至主席台时,我高喊口令:‘向右看!’并行军礼。主席台上检阅的有陈毅、饶漱石、宋庆龄等等首长与领导,真是威风啊!”

是的,上海的解放,意味着中国革命从农村走向城市。革命道路已经成功,成千上万革命先烈,用生命铸就的红色政权即将诞生,将士们怎能不感到自豪,人民群众怎能不欢欣鼓舞呢?

他们大声呐喊,向被压迫被奴役的日子告别!他们大声欢呼,欢呼即将迎来的独立自主的新上海,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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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跨过鸭绿江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完成了渡江,推翻了蒋家王朝,并由第三野战军副司令粟裕领导攻台司令部,拟定了攻台计划,彻底消灭蒋介石。1949年10月28日,我军三万将士,静静地趴在海滩上,倾听着几公里外,金门岛上传来的枪炮声。

当最后一声枪响之后,三万将士大刀阔斧般从山东一直杀到福建,凶猛如虎的汉子跳起来,狼一样大声嚎哭。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对面,离自己仅仅几公里的九千兄弟奋战致死,却无能为力。因为隔着几公里的海面,他们冲不过去。

三万条枪对着夜空疯狂地射击,无数条火龙呼啸着冲上天空,为岛上九千英灵送行!

全军震惊!谁都明白了,没有强大的空军掩护和足够的输送船舶,否则,几十万大军贸然攻台,只能是血染海峡!全军只能开始血红着眼睛,拼命做准备,只待来年,杀上台湾岛,彻底复仇。

正当积极备战攻台时,1950年6月24晚,天空下着大雨,响亮的雷声不绝于耳。就在这时,瓢泼大雨中突然闪出一片橘红色的火花,接着就是巨大的爆炸声,那就是炮火!无数条弹道将夜空映得透红,战争仿佛电流一般顷刻激活了二战结束后,被苏美两大阵营画出的三八线,朝鲜半岛进入了内战。

这是一场在苏、美冷战背景下,南北方都想要的战争。人们唯一确知的是,战争爆发的前七天,外号为“不祥之鸟”,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战争与动乱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亲临三八线,审定了南朝鲜的北进计划,并留下一张以后传遍世界,被朝鲜作为罪证的照片。

美军用飞机炮舰轰炸人民军,进入朝鲜地面战场。与此同时,第二天,杜鲁门昭告全世界,因为朝鲜内战爆发,美国飞机入侵中国领空,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美国第七舰队入侵中国台湾海峡,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

美国不但参与了朝鲜的内战,也挑衅了中国领土的主权,同时,也是美国帮助国民党阴谋反攻大陆的第一步。

战争初始,朝鲜人民军依靠二战时期,苏联支持的“莫斯科保护神”T-34型坦克,向南攻势如破竹,南朝鲜军节节败退。

由于朝鲜的特殊地形,使人民军南进千里,补给成了大问题。而在麦克阿瑟心中,却形成了“仁川登录”的方案。二战时,他曾指挥过数十次登陆之战,是世界公认的两栖大师。1950年9月15日,美国纠集15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在仁川登陆,并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将战火引向中国边境,轰炸中国安东(今丹东)等地,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

早在1950年7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国防战略部署,推迟解放台湾,组建东北边防军。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抗美援朝六十周的时候,父亲在新昌县新四军研究座谈会上,讲述抗美援朝的故事。后把这次演讲内容整理为《把美国“王牌军”赶下海》一文,刊登于《新昌日报》。他在文中写道:“我们的部队属于九兵团,有15万人,我在二十军六十师一八〇团。部队于1950年11月7日、12日、19日三天之内,巧妙而又神速地渡过鸭绿江。我所在的二十军,是在南方坚持了三年游击战的红军独立师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跟日本人一招一式练出来的雄狮;二十七军是在解放战争中威震孟良崮,抢渡大长江,雄踞上海城的名军;二十六军原准备作为攻击台军的主力。三个军一改中国军队三三制的编制传统,超额编制到每个团四四制,甚至五五制的加强营,共十五万大军,战斗力极强。”

属三野的三个军,一直转战在气候温暖的华东、华南战场上。入朝太仓促,部队还在开往东北的火车上,才得到通知。二十军开到山海关时,总参几名高级参谋,乘汽车赶到前面拦住军列,直接宣读“入朝紧急命令”,部队才知道去向。

一入朝鲜境内,战士们开始控制不住地全身发抖。后来才知道,1950的冬天,是朝鲜五十年来气温最低的一个冬天。地上积雪盈尺,白天气温最高时也只有零下二十度,晚上要到零下四十多度。而部队要到的长津湖战场,是朝鲜北部最苦寒的地区,平均海拔在一千到两千米之间,林木茂密,人烟稀少,只有一些山间小路可以通行。

父亲讲述:“我们的部队,每个班十多人,只有一两条棉被。到了夜间,战士们只好将一两条棉被摊在雪地上,十多个人挤在棉被上互相搂抱,用对方的体温,抵御零下四十五度的酷寒侵袭。如此酷寒的天气,山下煮好的芋艿,送到山上已经完全结冰,需要塞进胸口捂化才好下口,炒面就和着雪吃。有的女同志为了扛一袋粮食上山,累得吐血。为了防空,火也不能生,饥寒交迫的战士们连热水都没得喝。每天早上点名,队伍总要短上一大截!”

最让部队痛苦的,是后勤供应跟不上。东线只有一条山间公路,可以勉强走车,但白天到处是美国飞机,满载物资的卡车,常给敌人凝固汽油弹烧个精光。东线是寒山区作战,每一发子弹,每一口干粮,都得靠人扛、背驮运上去。二十军的步兵,每人只带八十发子弹。由于地势险峻,大口径火炮运输困难,全部扔在鸭绿江以北。战斗部队只能扛上中小口径的迫击炮上山,手榴弹居然成了重武器,这仗是真难打。

父亲战友严升见,当时在炮兵营任连长,他在《在朝鲜的日子里》一文中,这样描述当时的运输困难:“进入朝鲜长津湖地区,天气寒冷,道路难行。炮都是过去战斗中缴获的日本山炮,每门炮需要两匹马拉。由于交通不便,有些路是原始森林,连人也无法行走,更不要说马拉山炮。笨重的山炮难以进入前沿阵地,又无法转移。后经上级指示,把山炮放在后方,炮兵营三个连负责军需物资,衣被、粮食、与马草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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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分段杀敌
二十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入长津湖和赴战湖之间的长津地区。五十九师一、七、六团和八十九师二、六、七团,至长津湖和柳潭里以南地区,接替四十二军阻敌北犯。我军的对手是美陆战一师。

美陆战一师是美军的“王牌军”,是一支机械化装备极高的部队:有3个陆战团,1个炮兵团,炮兵配有60余门榴弹炮;1个坦克营,有近百俩坦克战车;还有1个航空连队,有上百架飞机。真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军精锐。

这支部队在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登陆大沽口,入侵北京,镇压和屠杀中国人民。又于1946年12月,在北平制造了强奸女大学生的可耻事件,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激起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

1950年9月15日,美陆战一师在仁川登陆成功,进驻汉城。10月26日,又调往东线,在元山港登陆,进占咸兴港,直扑长津,几乎是横冲直撞,无一个对手可与它较量,气焰极为嚣张。

1950年11月10日,占领古土里,15日占领下碣隅里,25日侵占柳潭里,长达70公里,摆成一字长蛇阵。公路两旁都是高山,下碣隅里位于长津湖的南端,我军的作战计划是把长蛇阵切成几段,猛攻蛇的七寸,然后分段消灭。

五十八师攻占富盛里,切断下碣隅里以东、西、南,三面包围该敌,在二十七师协同下围歼该敌。六十师夺取古土里以北的有利地形,切断长津湖地区敌人的退路,并坚持阻击敌人增援,而后相机围歼古土里之敌;八十九师主力在新德里地区,首先围歼社仓里之敌,而后协同我军主力追歼敌人;五十九师的任务是,切断柳潭里与下碣隅里的联系,阻断敌东跑西援任务,占领1519高地。

12月27日夜10时,狼林山脉的山林中,忽然传出惊天动地的军号声和呐喊声,我二十军、二十七军八个师向美军发起猛攻,10万名被冻僵的中国将士扑下山,一夜之间将美七师和陆战一师砍成五截,分割包围进行得十分顺利,但消灭敌人却艰难无比。

被围之敌应变神速,立刻用200余辆坦克,在三处主要被围地域,组成环形防线。志愿军每个团只有八九门老式火箭筒,很难冲破坦克防卫圈。用火力突击的大炮一门都没有,只有中小口径的迫击炮,试图掩护步兵冲锋。

万万没有想到,连迫击炮的钢铁炮管,都受不了如此酷寒,收缩的炮弹根本放不进去!炮兵们急了,用火烤,热水淋,虽装进去,但打出去却是哑的。据统计,由于酷寒,三分之二的炮弹不能爆炸。炮兵部队望着打出去的哑弹,放声大哭。这些炮弹是步兵大哥们,用命背上来的呀!连迫击炮这种轻火炮力的掩护都得不到,步兵大哥只能用机步枪,去冲敌人的钢铁堡垒!

整连整连的钢铁战士,在冲锋时突然倒地而死,他们饥寒的身体,已经承载不了超过极限的生存环境。在这极限的环境下,许多美国兵面对中国军人凶猛的进攻和酷寒而精神失常,也有一些美国军人,表现出超常的英雄气概。

六十师的任务是切断古土里和下碣隅里敌人的联系。父亲所在的一八〇团七连,当时父亲任连指导员,其任务是攻占古土里南的黄草岭。11月27日战斗开始,父亲连队与一七九团抢一道占乾士凯,向黄草岭隧洞西边之敌,发起突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黄草岭小金矿制高点。

11月28日,在接连几次冲锋后,攻占了山头,但也牺牲了10多名战士。我志愿军迅即构筑工事,布下口袋,待敌受到我军南北夹击而突围南逃时,予以拦截歼敌。

黄草岭地处北面西狼山与死鹰岭交界低洼地带,属朝鲜最苦寒贫瘠地区。黄草岭上看不到草木,就是在夏天青草刚萌芽,转眼间就枯黄了。死鹰岭雄踞群山之中,据说鹰飞临上空,血液就被冻结,拖着双翅往下掉,一只只死在岭上。这个连老鹰也飞不过去的绝地,即是死鹰岭名称的由来。

在柳潭里,中国人民志愿军军队与美军展开血腥的白刃格斗,美军边战边往后南撤,但南撤的路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军队给切断了。美军拼命往后收缩,企图先聚集到有个临时飞机场的下碣隅里,然后往南逃。成群的美国飞机,猛炸跑道边上的每个山头。中国士兵仍不屈不挠地从山脊上,射击致敌死命的子弹。

五十八师在下碣隅里,困住了一美增援分队,共有922名增援士兵。在激战中,中国军人打死了其中的321人,并抓获了英军指挥官麦克劳林少校和一名美联社记者,缴获了大量的物资。

五十八师一七二团三连连长杨根思,带着一个排,接下1072高地。在饥寒交迫的情形下,整营整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向1072高地猛冲,甚至出动了八辆坦克。战士们冲上去,被打下来,再冲上去,再被打下来。

杨根思亲自带了一个战士,用炸药包炸毁了一辆重型坦克。敌人用飞机、重炮猛炸阵地,最后只剩杨根思一人,他将TNT炸药收集起来,捆在一起。当敌人又一阵炮火后,几百名美军大摇大摆地冲上了高地。匍匐在地的杨根思,突然站起来,冲向美军旗手,并一脚踏过美国军旗,与敌同归于尽。在杨根思牺牲的地方,朝鲜人民立了一座碑,以志永远不忘这位中国英雄。

在新兴里,我二十七军集中两个师和全军炮兵,围攻新兴里的美七师三十二团,一举全歼该团,并打退了增援之敌。这是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唯一一次成建制歼灭美军一个团。

从下碣隅里撤到18公里外的古土里,美国海军陆战一师,用了38个小时,这支当时世界上机械化程度最高的部队,平均每小时只能行走500米,每公里伤亡34人。

11月29日上午,古土里之敌,连续四次向我六十师阵地进攻。我军一八〇团前沿阵地,遭到十几架敌机的狂轰滥炸,雪白的山地被翻了个面,变成一片焦土。阵地上的炸弹坑密密麻麻,合围抱的大松树,有的被拦腰炸断,有的被连根炸起。紧接着,又是一阵猛烈的火炮轰击。然后,美军步兵在坦克战车的掩护下,对我前沿阵地发起攻击。对敌人疯狂凶猛的反扑,我军毫不畏惧,指战员们坚守阵地,用机枪、步枪、手榴弹,组成密集的火力,全力反击。敌人倒下一批,又上来一批。这一天,我军连续击退敌人四次攻击,阵地前满是敌人的尸体。

除坚守阵地的部队外,其余各团、营、连部队,全力围歼各个据点的敌人。12月9日,真兴里之敌北上增援,被我父亲所在的一八〇团,阻击于门岘、堡后庄一线。

12月4日,柳潭里的美五团,终于撤回下碣隅里。他们用三天时间才走完22公里,一路惨遭中国军队的层层截杀。伤亡1500人,这是一条被他们称作“火地狱”的溪谷。

在最关键的时刻,又来了一场该死的寒流,美国兵冻得痛骂,中国军队的许多官兵,都已经骂不出来……

12月9日,黄草岭、真兴里之敌,倾力夹击我门岘1081高地,这是最后一道关口,六十师三百名官兵,在粮食早已断绝,御寒服装极少的极端恶劣环境下拼死报国。六十师苦战数日,从7日到9日,连续30多小时的暴风雪,人员大多冻伤,弹药耗尽,无力出击。下午6时,南逃北援之敌在公路、铁路交汇点会合。10日下午五时,突围之敌全部越过黄草岭,二十军张翼翔、廖政国仍决心追击,五十六、六十师组成可以战斗的100余人,由第六十师参谋长蔡群帆率队追击,一七二团团长王洋,仅带一个班尾追20多公里。

坚守六天六夜1081高地的一八〇团二连全体干部、战士无一生还,全部冻死在阵地上,无人阻击,最后让美军越过黄草岭逃走。

逃到咸兴的美陆战队官兵困顿疲惫,狼狈不堪。12月24日,不屈不挠的九兵团官兵在人民军配合下,将美第十军撵到南兴港,美军远东空军所有战机,全部集中到南兴港上空,掩护陆战一师撤退。美国海军舰炮对着城市周围猛射,在这道钢铁火力圈掩护下,美陆战一师残部,从兴南港运走15000人,17500辆汽车,35万吨物资。

从元山登陆到撤回咸兴,陆战一师战斗减员4418人,非战斗减员7313人。这支美国军队中最能打的部队,中国军队却给了他们最具毁灭性的打击。他们撤出兴南的最后一天,刚好是圣诞节,麦克阿瑟宣称的将会结束朝鲜战争的“圣诞攻势”,终于在圣诞节这一天,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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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咸兴疗伤
父亲在淮海战役负过伤的左胳膊,在这次战役中被冻得发黑,不能动弹,连指甲都烂掉,因为伤势严重,被送到师卫生队治疗。

长津湖地区作战结束后,12月12日,二十军奉命在下碣隅里、古土里一带休整待命。中央在征求下面的意见前,并慎重考虑后,于12月21日决定:“九兵团即在咸兴地区过冬,休整两个月,集中运输工具,抢运重伤员回东北,抽出干部回东北带新兵。”

六十师遂于1951年1月8日,移到朝鲜东海岸的咸兴、古老里一带休整。六十师由于伤员太多,运输和医疗都很困难,当时伤员的后运大多靠人力,有近2000人的东北民工担架团,由一位年龄已相当大的县长率领,随六十师行动,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负责伤员的后运。

由于运输力量不足,除将重伤员运送回国或送野战医院外,还有3190余名伤员,留在师里治疗(师及各团都组织了专门的治疗队),还聘请了朝鲜当地医生来协助。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绝大部分伤员治愈。

在咸兴治疗期间,六十师还进行了二次战役经验总结,开庆功大会评功选模。还与朝鲜人民一起控诉美帝罪行,激起对美帝的同仇敌忾,增强与朝鲜的兄弟情谊,增强战斗决心。

在抗击美军中,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协同作战,为朝鲜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父亲在朝鲜庆功与总结会中,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最高荣誉证书。

证明书译文:
证明书
在朝鲜人民正义的解放政治斗争中,反对美国军方武力侵略者的战斗中,作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最高人民会常任委员会的名义,作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协会的常任委员会的名义,授予:杜月中。
抗美援朝是举国上下的一次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国力薄弱,但为抗击美国侵略者,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在全国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我县也掀起了抗美援朝运动,据统计,全县有16万人参加大示威游行,并在《和平宣言》上签名,掀起参军热潮。全县共有634名青年参加志愿军,赴朝参战;各界人民共捐献36.6亿元(旧币),可购买2.4架战斗机。我县英雄儿女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建立起赫赫战功。还有47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将忠骨埋在异乡的土地上,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父亲于1951年6月,回国继续疗养。在吉林磐石,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第十二陆军医院,担任休养政治指导员。在这期间,他转变角色,带病积极工作,及时掌握各类伤员的思想状况,管理好伤员的生活、学习。在他管理的分队,没有出过差子,受到上级二等功的奖励。

和平的日子过得特别快,一晃,到了1953年的上半年。一天,父亲受中国人民志愿军九兵团二十军六十师政治处的安排,与福建籍的一个连指导员一起,带着一个通信员,分别到福建、浙江二地,做在朝鲜抗美援朝烈士的优抚工作。到浙江时,已近十年没有回家的他,顺便回家看望家人。

那天,父亲一行三人,骑着军马,回到全化。听说父亲回家,乡亲们倾家而出,夹道相迎。来到家门口,因三人全部身着军装,早已站在门口等待的奶奶,没有认出自己的儿子。而父亲早已在人群中,一眼认出奶奶,“噗通”一声,跪到地上,悲怆地说:“妈,不孝儿子回来了!”奶奶忙上前,一把抱住儿子,片刻间都已泪流满面。

那个晚上,父亲住在家里。在奶奶眼里,父亲还是当年的孩子,她为父亲做了很多他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父亲一边吃着奶奶做的食物,一边和她聊这些年的情况,两人长谈了一个晚上。这次会面,压在奶奶心头九年之久的石头,总算落地。

第二天,父亲要去县城民政部门处理一些事情,又因其他任务在身,再次告别父母,踏上征程。

该年年底,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山东。到地方工作后,曾多次回家看望爷爷奶奶。此时,父亲已经二十六岁,还没有对象。爷爷奶奶关心他的婚事,问父亲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父亲告诉父母,对自己的另一半,没有太多要求,只要对方出身清白,有一定的文化就行。

当时,全化村正好有一户王氏人家,曾经在新昌镜岭黄婆滩撑排,从事水上运输。后来迁移到全化,并在此定居,育有二儿二女。其中大女儿王林仙,有着一副好嗓子,凭此考进嵊县越剧团。爷爷觉得王家大女儿,挺符合父亲理想的结婚对象,托人去王家求亲。王家看中父亲的为人,也就应允了这门婚事。婚后,父母育有四女一儿,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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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业地方
山东是战争时期的兵员大省,加上是老革命根据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需要大批社会主义建设管理人才,山东省建立了军转干部速成中学。抗美援朝后,父亲于1953年12月,转入山东省转业干部速成中学。因他曾在华野一纵队部教导团时,从学员参谋到教导排长,所以在干部速成中学任职后,担任管理工作。

这所学校的目标是,提高军转干部相应的阅读能力与写作能力,并实施转地方后的政治教育。学制为二年,毕业后达到初中文化程度,以适应地方工作的文化需要。速成中学办学时间,从1951年12月至1956年底,一共受训转业干部11800余人。建国之初,大批山东干部南下,为建立与巩固新生的共和国地方政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54年春,父亲回老家与母亲成婚。婚后,母亲随父亲一道去山东。他俩进入学校,经过操场去宿舍时,正好碰上学员集中在操场上听政治报告。学员们的眼睛齐刷刷往这边看过来,并出现一阵骚动,有人赞叹:“哇!杜主任的老婆这么漂亮!”母亲本来就长得漂亮,又是越剧演员,通过训练,形体优美,气质优雅。再加上这些学员,都是从战场上退下来的,很少接触女性,难怪要惊叫啰。

当晚,学员们组织联欢活动。母亲大大方方地上台,为大家唱了家乡戏——越剧,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还有的学员,甚至跑到父亲身边说:“我也要好好学习,争取娶个像嫂子一样的媳妇!”父亲说:“那天的高兴劲,我一直忘不了!”

父亲有个同事叫周德才,他的夫人也在学校,刚刚生过孩子。周德才正愁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让妻子补养身子。父亲把从家乡带去的金华火腿,分了一部分给他。得到这样的营养大餐,可把周德才高兴坏了。周德才念着父亲的这份情,后来两人转业去地方后,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父亲在速成中学,虽然担任管理工作,但是他深感自己的文化不足。为此,在管理学员思想工作的同时,也严格要求自己,努力补习文化知识。原本初小文化的他,通过努力学习,达到了初中文化水平。加上教导团与速成中学的政治管理,为他转入地方工作,奠定了思想与文化基础。

1956年3月,父亲与周德才一道,转入山东省蒲台县机关工作,父亲担任机关党委副书记。
父亲转入地方后,爷爷奶奶希望他能调回身边。为照顾年迈的双亲,父亲给杨思一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想调回浙江老家工作的愿望。没多久,父亲如愿获得调令。

杨思一,浙江诸暨人。1945年10月,浙东新四军奉命北撤到苏北涟水,整编为新四军第一纵队第三旅,杨思一任三旅政治部主任。1946年11月,旅改称为师,杨思一任三师政委。在这期间,他参与了泰安、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多次重大战役。父亲当时就在该师担任排长,并在解放泰安中成为战斗英雄,获得他与张翼翔、刘享云、何克希、张文碧共同具名的战斗英雄奖状。1955年1月,在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杨思一当选为浙江省副省长。

父亲于1956年5月,从山东调到嵊县邮电局,担任支部书记;于1957年3月,调到嵊县县委机关党委担任副书记。后新嵊二县合并,父亲先在儒岙担任公社书记,后于1961至1968年,在新昌县公安局担任教导员。在公安局上班时,他还被借调去宁波地区与绍兴地区公安处政治处,负责政治工作。

在这期间,父亲组织和参与当时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条件下,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改造评审工作,对全县四类分子经群众评议,逐级审批,开展“摘帽”清理工作;组织开展了取缔迷信职业分子的集中法制教育,促使相信巫婆、神汉、算命瞎子、看风水等人,停止迷信活动,收缴各种迷信活动用品,几乎使迷信活动绝迹;在社会治安管理中,于1964年5月,推广诸暨枫桥经验,群防群治,依靠群众力量,制服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教育改造轻微违法和可捕可不捕的违法犯罪分子,为预防犯罪,维护治安,取得显著效果,并树立了梅鹤公社西山大队治保主任石碧凡,出席全国公安,检察、司法战线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表彰大会的典型人物。协同检察院、法院联合分片对治保、调解、陪审员进行业务培训,使全县的社会治安得以改观,同时也积累了治安保卫工作的社会经验。

1968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公安机关实行军事管制。后县革委会成立人民保卫组,砸烂公检法,全体干警参加所谓“斗、批、改学习班”,公安有9名干警被定位“叛徒”、“走资派”、“现行反革命”,长期受批斗审查。父亲被认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斗与陪斗,又被下放“五七”干校,参加劳动。

1970年初,父亲被调入造纸厂,担任党支部书记与革委会主任。新昌造纸业历史悠久,唐代以前就有剡藤纸,民清期间手工纸遍及乡间。民国期间,浙江省政府设计会称:历来造纸县份,凡五十有三嵊新诸县,厥为巨臂,产品有大小鹿鸣、南屏、元纸、羊皮纸、桑皮纸、草纸等。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积极扶持民间造纸,随着纸业的兴起,印刷业、纸制品、文教用品也发展较快,造纸厂成为新昌地方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产业。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因“抓革命,促生产”的需要,他曾被安排去造纸厂工作。
父亲对自己到造纸厂任职一事十分重视,他认为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过去,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搞好经济建设,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安康的好日子。

他到造纸厂时,正值企业内分派性斗争。企业虽然没有完全停产,但是纪律涣散,人心浮动,生产混乱,所投项目难以达产。他抱定一个信念:“一定要把企业搞上去,这样才能上对得起组织,下对得起员工,使企业得到良好的发展。”

50年代,在企业实行的是 “一长制”,企业均按这一体制,建立劳动组织和经营制度,实施企业管理,使企业能适应生产的发展要求;60年代,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是在总结社会主义改造建设时期的历史经验,重申加强党对企业的领导并开展社会主义教育。

“文革”动乱中,由县人武部牵头,建立县生产办公室,实行党政财文大权独揽的“一元化”领导,主管机构成立“革命领导小组”,企业也建立了“革命领导小组”,实行党政生产一元化领导。因此,父亲到厂后,原主任调回组织部,而之前的厂长,却被打成“走资派”而靠边站,下车间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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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企业技术改造
“文化大革命”后期,国家正实行“四五”计划,其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强大的战略后方,加速农业机械化的进程;狠抓钢铁、军工、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建设,大力发展新技术,超赶世界先进水平。县内的骨干企业,有南明机械厂、化工厂、造纸厂,并且开办了炼钢厂。为此,造纸厂不但是我县的重点骨干企业,也是绍兴市的重点企业。由于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左”倾思潮影响下,企业派性斗争激烈,生产开工不足,职工思想混乱。

父亲进厂后的第一件事,是狠抓班子建设与职工队伍建设。吕志均是1953年公私合营进厂的老同志,是以政府代表身份由组织派往并担任过企业的厂长,为造纸厂的发展做过不少贡献,尤其在手工化造纸改为机械化造纸中,立下汗马功劳。但是他在“文革”中,被当作“走资派”打倒,一直在锅炉间劳动。

吕志均对企业的发展与管理,有着多年的积累经验。父亲进厂后,经常倾听他的意见,有时召开会议也请他参加。因为这样,时任县革委会常委、厂革委会的竺副主任意见很大,以致两人产生矛盾。为进一步调动吕志均的积极性,父亲将他在企业的良好表现,多次向县领导专题汇报。最后,经批准,将吕志均同志解放出来,使他能放开手脚工作。没过多久,吕志钧同志对企业的整顿与周边污水的排放协调工作,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一事例,证明了父亲决策的英明。后来,吕志均调往县砩石矿,担任矿长。

在企业的生产技术上,父亲当时依靠从温州引入新昌的陈再仁同志。陈再仁同志在生产技术上独当一面,并有销售特长。他积极与技术科的同志一道,紧抓技术改造,使生产技术不断进步,从而也提升了产品质量。高质量的产品不但得到省轻工厅的肯定,而且为企业拓展了市场。

为调动年轻职工的工作积极性,父亲以身作则,启发与鼓励年轻人,努力工作,积极为企业建设贡献力量。袁铁心是六十年代进厂的首批学徒工,文笔顺畅,能说会道,思想敏锐,思维能力和组织能力极强。他在造纸厂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同时他敢说敢为,办事效率高,在青年职工中有着较好的威信,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其舅舅陈山(1917——1997)是新昌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国作协浙江分会副主席。1944年11月,陈山奉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之命,教育与策动王鼎山部队武装起义,加入新四军,成立嵊新奉抗日别动队,任副总队长,兼党的领导工作;北撤山东时,陈山任解放区华东野战军一纵队九团一营政委。当时,父亲就在九团一营七连任连长,是父亲的老上级。

鉴于多种原因,父亲觉得,企业必须敢于启用有能力的年轻人。袁铁心具有较强的能力,父亲一直想启用他,因为他是“红革司”(造反组织)的骨干,一直难以得到重用。为此,父亲多次和他谈心,希望他放下思想包袱,正确对待与相信组织,积极工作,开动脑筋,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到生产管理中去。同时,希望他的改变能影响年轻职工,为企业的发展多作贡献。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父亲的多次动员下,袁铁心端正心态,积极工作。在袁铁心的带动下,年轻人的积极性明显得到有效调动。党组织按“吐故纳新”的要求,发展一批年轻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使企业的年轻人奋发向上。

为赢得老职工的支持,父亲发扬部队里“不怕苦,不怕累”的作风,带头拿起扫帚,坚持每天业余时间,打扫厂内卫生,尤其是谁都不愿意去的厕所。凡是脏得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总能看到父亲的身影,从而得到企业老员工的赞许,也受到老职工的尊敬。

在理顺班子与赢得职工信任的基础上,父亲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组织职工投入到生产管理之中。当时,国家正号召“工业学大庆”、“抓革命,促生产”。在干部职工会议上,他强调,把生产搞上去就是最大的革命,组织干部职工贯彻“鞍钢宪法”,实施“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在企业开展以“五好”为目标的劳动竞赛:“比干劲,比钻劲,比进步,比节约,比贡献。”使全厂职工的积极性得到极大的调动。

造纸厂是用煤大户,新昌缺煤,需要从北方采购。当时北煤供应十分紧张,使企业的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为解决地方用煤紧张,县里成立“夺煤指挥部”,在全县多地开采。由于质量差,热量低,成本高,且严重污染环境,相继倒闭。只有新昌煤矿(长征乡),掘出了可供利用的褐煤,但没有北煤的燃点高,热量好。在70年代初,有了地方煤,这是重大的经济事件,也使造纸厂这一用煤大户,有了转机。

由于地产煤燃点低,热能差,并不适合大量使用于纸浆生产。父亲就到处求助,请来专家,采用北煤与地产煤混合使用的方法,以适应纸浆生产的热能需求。很快在外地专家与本企业技术人员的攻关下,确定了锅炉改造的技改方案,并报县工业局审批。县工业局很快给予批准,将普通锅改为飞腾锅,应用地产煤的改造方案。

但经费自筹,怎么办?大庆精神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很快,造纸厂成立了领导小组,父亲任组长,并由生产、技术与车间主任组成。用工全部是企业职工义务劳动,沙石材料就地取材,到新昌江淘沙挖石。党员干部带头劳动,技术人员日夜奋战,不到两个月时间,完成了技术改造项目,经试用,完全达到设计要求。

就这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大庆精神为指导,努力完成了技术改造。使我县因用煤紧张,而处于半停产状态的造纸厂,大大得到改善。由于地产煤成本底,造纸厂的收益得到很大提升。当年,县府给造纸厂下达的利润指标是20万元。年底,造纸厂敲锣打鼓地向县里,进行了 “报喜”。
在加快技术改造的进程中,按“两参一改”的要求,父亲带头参加生产劳动。由于企业长期处于半停产,企业内部“脏乱差”现象比较突出。父亲组织员工,新筑104国道边的大门,提升企业形象,并在厂区内,划分责任包干区,定期大扫除。

据袁铁心同志回忆:“杜书记作风深入,处处带头,将最脏的厕所与垃圾堆放处,自己承包。在他的带领下,大家热情高涨,使企业的环境卫生得到极大的改观。在他的影响下,我也积极参与厂内最大的污沟清扫。杜书记言传身教,使我们深受启发。到现在,我依然保持着参加公益劳动的这一传统。由于自己的表现,杜书记也大胆启用,让我参与了企业的综合管理,从办公室到后勤综合科,再到生产管理(工段长)。他经常教育我:‘尽管组织对你不断调查,但你要正确对待,相信组织,相信群众,积极投身劳动。’所以,在他的带领与教育下,年轻人的积极性得到极大的调动。”

为进一步调动职工积极性,改革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父亲将劳保用品只能上班时使用的老制度,改为按1~2年一次发放使用。并且他向主管部门申请,建了职工宿舍。一向勤俭节约的父亲,还利用草料场麦秆掉下的麦头,与食堂剩菜饭,养了几头猪,逢“五一”“十一”,杀猪分肉给员工过节。

袁铁心说:“在杜书记的带动下,造纸厂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但职工气顺,热情高,企业有了很快的发展。”
父亲在造纸厂工作整整三年。他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责任担当,紧紧依靠广大群众,虚心好学,勤奋工作,为造纸厂的发展,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在国家的支持下,造纸厂曾多次投入机械设备:1960年成功上了机制纸,产值40万;1965年,建造了一台日产2吨的单缸造纸机;1967年,经县工业局批准,投入单缸造纸机一台。由于文革极左路线的干扰,加上北煤供应紧张,这些设备一直未能正常运转。父亲到造纸厂后,带领科研人员进行技术改造,并充分利用地产煤,使得这些设备正常运转,于1970年底,正常年产创利20万。

在此基础上,根据省轻工厅的计划要求,在“四五”计划投入1575双缸造纸机,实施平衡水、电、气、柴为重点的配套改造计划。并积极进行前期审批,于1974年经省轻工厅审批,1979年成功开发凸版纸,当年产量50吨,产值430万,创税利108万,被省轻工厅确认为“浙东地区文化用品纸重点生产企业”。后又投入1760长网机一台,及余热回收工程,到“七五”计划末,拥有职工550人,固定资产736万元,年达产1200万产值,创税利200多万。

至此,造纸厂已经成为绍兴市造纸行业的龙头企业,产品有了文化纸、凸版纸、新闻纸等多种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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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树立法院形象
1973年1月,人保组完成使命结束,恢复公检法。鉴于父亲的公安经历与在造纸厂的表现,3月28日,由绍兴地委任命父亲为新昌县人民法院院长,这是一个“文革”快要结束,社会开始进入正常管理的时期。

人民法院的核心任务是审判刑事、民事案件,通过审判活动,惩办一切犯罪分子,解决民事纠纷,维护社会安定,保障国家、集体与公民的合法权益,并通过全部审判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与法律。它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中起着“平衡器”与“减压阀”的作用。

为适应社会需要,在父亲看来,必须树立法院的“二大形象”,即公众威严形象与亲民形象,威严是震慑犯罪,亲民则是保护守法的公民。父亲认为,法院是为老百姓争取权利的地方,也是人民法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地方。

在那个非常时期,很多公检法被砸烂,单位内的党组织遭受重大冲击,被迫停止活动,工作几乎完全瘫痪。1973年5月,新昌恢复法院机构后,共有12名工作人员,其中8名党员。县委决定重建法院党支部,并任父亲为法院的党支部书记。

由于法院干警来自各个部门,文化基础参差不齐。为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办案能力,院党组织聘请专职老师,对法院干警进行文化与法律知识学习,并结合业务办案进行考核。父亲与原副院长分别去中央政法干校进行学习培训,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经济社会,对司法工作的调整和优化。在父亲的带领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新昌法院办案的质量与数量逐年提高,为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3年,父亲被评为县级优秀党员与省法院系统先进工作者,并作为全省唯一的基层法院院长,出席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的先进基层法院与先进工作者的“双先”代表会议。

司法警察是我国人民警察的一个独立警种,是人民法院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年,全国人大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为保证“两法”顺利实施,必须有司法警察参与法院的正常工作,成为法院干部队伍的有机组成部分。

1979年,调入二名司法警察。当时,新昌法院既无审判庭,又无执勤车辆,经常是徒步押解。一名警察还要押解多名被告,任务十分繁重。为提高警察政治和业务素质,父亲十分注重业务训练,并积极参加上级法院组织的业务培训,以适应值庭、押解、警卫法庭,保障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并参与重大案件侦破与警卫的需要。至1995年,法院成立了警察中队,使警队工作步入正规化,基本适应法院审判工作的需要,从而进一步树立了法院的威严形象。

70年代中期,由于“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百废待兴。恢复工作不久的法院,办公与审判硬件很差,为了震慑犯罪,打击犯罪分子,召开公审大会,基本上在新昌中学的操场与文化中心小广场举行。

1975年,在新中操场召开万人宣判大会,依法判处一杀人犯死刑,执行枪决。1977年,按“高质,快速”的要求,一年间召开公审大会27次,以震慑犯罪分子,教育群众。公审以后,为达到更广泛的社会效果,还在城乡固定场所张贴“布告”,有力地震慑了犯罪分子,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使人民法院的“公众”形象大为提升。
1978年,为贯彻上级司法工作会议的精神,新昌县召开人民司法工作会议。按要求,人民法院应试行公开审判制度,但是法院办公条件很差,更没有可以公开审判的场所。为适应新形势要求,法院向县政府与省法院作了专题报告,县政府批准拨款3万元,省法院向省财政厅申请拨款3万元,但明确三材(钢材、水泥、木材)自理。

在计划经济时期,采购砖头也困难,供砖要用煤指标。仅有6万元资金,要建设能容纳几十人办公及200多人旁听的审判庭,资金缺口很大。面对重重困难,父亲没有怯步,而是想方设法去解决。

为解决水泥问题,他亲自找到钱江水泥厂和绍兴公路段水泥厂,取得他们的支持;为解决钢材问题,由嵊州一老同志介绍到上海一家钢铁厂,获得帮助;新昌属于山区,但是没有计划不准向林区自行采购,没有木材就没有办法动工。父亲不辞辛劳,六上龙泉林区。最终,在龙泉法院的帮助下,购得50立方木材,亲自押运至新昌。

父亲克服重重困难,才建起法院办公大楼和审判庭,并配备审判台、审判桌、审判椅和听众椅200余条,使办公与审判条件大为改观。尤其醒目的是审判大厅,大厅中央悬挂国徽,营造出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当时,这在全省还是领先,为此,周边法院都来参观取经。

在整个建设过程中,院领导带队,全体干警齐心协力参加义务劳动。从此,结束了新昌无审判大厅的历史,为法院的公开审理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也让实行公开审理制度,走在全省先例,得到省高院的赞誉,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

1981年,法院充入了年轻力量,为加强青年工作,法院成立团支部。在法院的各项工作中,父亲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与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据法院老同志赖新苗回忆:“人民法院的党支部,特别有战斗力,凡法院系统的重大事项,共产党员总是冲锋在前。县内重大治安事件与政治事件,父亲总是带领党员骨干,坚决完成县委县府布置的各项任务。”

为教育年轻一代,父亲亲自带领他们,去梁弄革命根据地,祭扫烈士墓,进行传统教育,鼓励年青一代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为新时期的法院工作贡献力量。

在父亲任法院院长期间,副院长徐明亮、徐承禄及他自己均被省评为政法战线先进工作者。1979至1983年,父亲连续五年被县委授予优秀党员,为树立人民法院在广大群众中的良好形象而起到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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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爱民亲民
人民法院的信访工作,是国家审判机关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是公民向法院进行控告、检举、申述、咨询等事项的重要渠道。也是人民法院向广大群众,干部宣传贯彻党的政策、法令、听取人民意见,接受人民监督的重要途径,是接受案件的重要渠道。重视信访,才能树立亲民形象。

20世纪50年代,人民法院正式成立人民法院接待室,并配有专人,按照职责范围负责处理来信,接待人民来访,调处简易案件和担负收案等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接待室停止了活动。

父亲到法院后,于1982年恢复成立人民接待室,设专职人员接待来信来访,院领导也十分重视来访工作。这一年,父亲亲自接待来访群众341次,处理来信250件;遇到重大纠纷,亲自批阅处理;发现闹事苗头,亲自赴现场处理;特别对矛盾激化的信访,及时做好思想工作,防止恶性案件的发生。

平时,他常对干警们说:“群众上法院反映情况多,说明群众对我们信任,我们应该为民排难解忧,做好工作。”所以,有时群众来法院,口口声声要找杜院长。虽然人不相识,但他不管工作如何忙,如何累,总是热情予以接待。

红星公社下岩背周荷芳,多次到法院信访。她晚上睡走廊,白天坐办公室,要求解决同丈夫及子女的关系,落实生活问题,纠缠不休。父亲几十次耐心接待,写信告诉其儿子所在部队,落实她每月的生活费。特别是寒冬深夜,发现她睡在法院水泥地上,他亲自为她安排住宿。第二天为她倒痰盂、搞卫生,派人送她回家。群众见了,赞扬他象服侍自己的亲娘一样。

岱石公社某大队社员俞某,来法院控告大队干部仗势欺人,反映其女儿与大队干部的儿子恋爱破裂后,其女儿被泼尿粪,且多次受到侮辱。父亲接访后,立即带领干警亲赴现场,调查事实,及时处理了当地群众敢怒不敢言的纠纷,伸张了正义,刹住了歪风,广大群众十分满意地说:“院长办案办到了家门口。”

为强化信访,他时常对同志们讲:“人总是要有点精神,要靠革命精神克服困难,要靠革命精神做好一切工作。”在法院工作的十年,他从未像样地休息过一个星期日。他以法院为家,把精力全部倾注在工作中,有时带病坚持工作。
1981年8月,县建立政法委员会。父亲担任政法委副书记,并主持日常工作,且仍担任法院院长。在他担任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后,工作更多,但还是坚持亲自办案,接待来访群众。

办公室的同志给他算过一笔账:杜院长每天工作时间,都在十个小时以上;每年都要亲自办近十件案子,接待一百多人次的来访群众;尤其是一些难度较大的刑事、民事案件,他主动承揽去处理。

如1981年,小将法庭受理的一起离婚案,一直闹了五六年都未解决,矛盾日趋恶化。当事人扬言要行凶,威胁法庭干部,成了一件老大难案件。父亲亲自接手办理,深入就地调查,接触当事人,和区委、公社党委的同志一起做思想工作。最终妥然办结此案,避免矛盾的激化。
父亲总是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因家住法院宿舍,有时候正在吃饭,群众找上门来,他立即放下饭碗,热情接待,在政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帮助解决问题。对一些疑难危急信访,他都会亲自处理。

又如新民公社杨某某与石某某的婚姻纠纷。杨某某于1980年抛下生病的丈夫与三个年幼的孩子,与嵊县甘霖的一男社员非法同居。后石某某病故,他的兄弟约了十多人,赶到法院要求解决,并扬言说,如果杨某某不回来安葬其丈夫,就将死尸用拖拉机运去嵊县。父亲接待这一信访后,一面动员他们回去,制止他们闹事,一面带领法院的两名干部,连夜赶到嵊县,会同嵊县法院,妥善处理了这一纠纷。

新昌法院在1981年与1982年重视信访后,两年的时间,信访量特别多。1981年,刑、民、经济信访合计2179件,1982年降为1486件,使大量的历史矛盾得到解决,以后逐年减少,转入正常。

人民法官为人民,父亲要求法院同事,时时处处起好带头作用,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在创建文明县城活动中,父亲经常带领干警参加社会活动,以树立干警的良好社会形象。如在1982年,“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中,带领全院干警,随带扫帚、锄头、簸箕等劳动工具,到新昌汽车站开展做好事活动。

汽车站客流量大,加上民众素质差,车站前的花坛内,积了很多垃圾,还有不少大便,坛内既脏又臭还潮湿,父亲带头往坛内打扫。在他的带领下,同志们用手捡的捡,用锄头扒的扒,把大便垃圾一扫而净。同时,还清洗了候车室的痰盂,清倒了垃圾箱,车站职工看到非常感动,也一起清扫卫生。

为了让全院的公益活动持久化,在父亲的带领下,坚持每月1~2次的集体活动。一次在车站做好事,父亲见到一位独脚的残疾女旅客,带着一旅行袋东西,扶着一条小板凳,很难出站。他迎上去,问明情况,得知她是去宁波探亲,晚上要在新昌住宿。父亲就踩着自行车,将她送到旅馆,帮助办理好住宿手续,又扶她进房间,才告结束。

在他的带领下,广大干警通过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既教育了自己,又使法院干警,在社会上树立起良好的公众形象。在车站做好事的过程中,还利用车站人流多的特点,举办多期普法专栏,向广大群众进行司法普及工作。让更多的群众知法、懂法,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979年至1981年,通过信访渠道,新昌法院共办理各类刑、民事案件1300余件;1982年办结的刑、民事案件,比前期增长43%。在法院干警的努力下,促使社会治安好转,文明得以进步。

父亲鞠躬尽瘁的工作态度,大家看在眼中。为此,一基层干部特别制作了“人民公仆,干警楷模”的金匾送给父亲。这块金匾一直挂在家中客厅里最醒目的位置,一直至他病故,父亲始终把它作为对自己工作的勉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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